一是傳統模式的持續運行將使我國NDC的實現受到質疑。我國是碳信用供應大國，根據伯克利大學建立的全球自愿減排項目數據庫，在我國NDC覆蓋范圍內的自愿減排項目剩余碳信用高達6800萬噸。這些減排項目目前均以傳統模式的方式運行，并且根據本文2.2節的分析，這種模式在中長期還會持續運行。如果我國將這些項目納入實現NDC的減排行動，同時這些項目又將其碳信用出售給其他企業，這就造成了重復聲明，而重復聲明有可能增加全球排放量。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7月召開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總結了新時代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四個重大轉變”，其中第三個轉變是我國實現了由全球環境治理參與者到引領者的重大轉變，這意味著我國的氣候變化減緩行動受到各界矚目。如果我國大量的自愿減排項目仍以傳統模式運行，最終會導致國際社會對我國NDC的實現產生懷疑，有損我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二是項目開發商由傳統模式轉向相應調整模式將極大增加政府負擔。當前，在我國NDC覆蓋范圍內的、具有剩余碳信用的自愿減排項目有395個。為提高碳信用出售價格、提升市場競爭力，這些項目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在未來申請獲得我國政府相應調整的承諾。同時，根據本文3.1.1節的分析，潛在的眾多新項目開發商也有可能選擇相應調整模式。為了不影響我國NDC的實現，政府需要投入大量成本進行能力建設，以便準確識別真正具有額外性的項目。非NDC覆蓋模式和NDC貢獻聲明模式使我國政府面臨新的機遇。一是非NDC覆蓋模式可提升我國非CO2溫室氣體的減排力度。我國對非CO2溫室氣體的關注較少，既沒有納入全國
碳市場，也沒有納入NDC覆蓋范圍。但世界資源研究所（2016）的報告指出，到2030年我國每年可以減少約8億tCO2當量的非CO2溫室氣體排放，這部分減排量不可小覷。由于非NDC覆蓋模式與傳統模式十分類似，且能夠有效避免重復聲明，這種模式對項目開發商的吸引力將大大提升。同時，阻礙我國非CO2溫室氣體減排項目開發的主要原因：一是其成本過高，目前有研究表明許多公司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購買其客戶所在地的碳信用，而我國恰好具備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上述兩種因素疊加將極大利好我國非CO2溫室氣體項目的開發，提升我國在此領域的減排力度。二是NDC貢獻聲明模式可為我國提供長期氣候融資渠道。世界經濟
論壇與奧緯咨詢聯合發布的《應對中國氣候挑戰：為轉型提供融資，實現凈零未來》報告指出，要轉向凈零排放，我國存在44萬億人民幣的資金缺口，不僅需要充分撬動私營部門的資金投入，還需要長期可持續的融資。根據本文2.1節和2.2節分析，雖然其他三種模式均能實現上述目的，但這三種模式的可持續性不足。NDC貢獻聲明模式設計的主要目的就是促使企業幫助東道國實現其NDC，同時其能夠解決新形勢下自愿碳市場面臨的風險，因而其能夠可持續地為我國帶來氣候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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