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2019年是各地法院落實《關于落實“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工作概要》的收官之年，時間緊、任務重，各種攻堅執行難的專項行動（“百日會戰”、“假日執行”、 “雷霆行動”等）依然在持續。另一方面，被執行人在實踐中可能采取各種規避執行措施的手段，比如更換法定代表人，導致法院執行措施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
其實，“限制高消費令”（以下簡稱“限高令”）早已經成為全國各地各層級法院用于應對千千萬萬個執行案件中最普遍最常見的手段之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2018年10月24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做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工作情況的報告》，
工作報告
截止2018年9月，全國法院累計發布是新被執行人名單1211萬例，共限制1463萬人次購買機票，限制522萬人次購買動車、高鐵票，322萬名失信被執行人迫于信用懲戒壓力自動履行了義務。
2018年12月12日，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廣東全省法院“南粵執行風暴”的情況，在2018年1月至11月期間，廣東省全省法院共執結案件64萬件，其中，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31.4萬人次、限制出境2,596人次、限制高消費85.1萬例。2019年1月16日，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湖北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進行了工作報告，根據該報告，湖北省高院在2018年將10.4萬人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限制高消費23萬人次，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追究“變臉老賴”等103人刑事責任。在各種執行措施中，限制高消費的比例無疑是最高的。
就“限高令”在實踐中的具體適用及法律后果，本文將以一問一答的形式嘗試進行全面解答，具體回答幾個方面的問題：
（1）“限高令”的法律依據；（2）公司未履行債務，哪些人可能會被“限高”；（3）是誰發起的“限高”；（4）法院決定采取“限高”措施的考量因素；（5）“限高令”和失信被執行人即“黑名單”的關系；（6）“限高”后會被限制出境嗎？（7）“限高”后是否必然無法乘坐飛機（國內/國際/跨境）、高鐵、動車等；“限高”后子女是否必然無法就讀私立學校；“限高”是否會影響銀行借貸；（8）“限高令”的簽發與實際執行之間有沒有時間差；（9）如何解除“限高令”；（10）掛名法代被“限高”后有什么救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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