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變化應對這個利益博弈異常激烈的領域和無政府主義的國際社會，我國作為碳中和利害攸關國家，在穩步自主推進國內
低碳轉型的同時，爭取自身正當合理的國際權益是當仁不讓的底線，也是“后巴黎時代”氣候外交的重中之重。其中，共區原則是一個關鍵抓手、氣候外交與內政得以有效聯動的前提［13］。國際氣候治理體系成形之初設計的共區原則即彰顯了公平的精神，這需要在外在語境的不斷變遷中鞏固守正、在守正中持續創新。與此同時，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起到了有目共睹的積極作用，在生態文明建設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豐碩成就，應當并且可以在國際氣候規則制定上發揮更有影響力和更具建設性的作用，以推動共區原則內容的與時俱新與性質的包容公平同步，更好地服務于碳中和愿景和全球人民福祉。
（一）共同責任之創新
共同責任是共區原則的首要內容，源自生物圈的互相依賴性和為維護該生物圈而建立全球伙伴關系的必要性。過去以來，全球氣候治理的共同責任屢次受到挑戰。協定雖然引入“各自能力”要件，但由于共區原則本身的結構性缺陷、在有效搭建和維持全球伙伴關系方面作用有限，對于強調環境成效的碳中和則更難保障。共同責任的面向亟待突破性的理論指引以整體優化。縱觀近年來國際社會的實踐，彰顯中國智慧和經驗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正逢其時，為碳中和時代的全球合作之道提供了新思路。
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主權國家形成機制性國際合作的基礎是國家利益趨同。對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的依存性（不分國家大小）、包容性（兼顧環境與發展）和平衡性（并舉賦權與擔責），為促進碳中和愿景下各國的利益趨同、具象化共同責任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引。即樹立反映由低到高、累進式國際合作義務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氣候治理觀，具言之：其一，共商，即建立有效的溝通與對話機制。一定程度上，《巴黎協定》的成功得益于大國間就關鍵問題進行前期對話和誠意溝通，提前夯實共同責任的國際政治基礎。“自我區分”的碳中和承諾實施過程中潛在的制度成本差可能造成激進的國別或地區行動（如單方面啟動的邊境措施），而與宏觀層面的多級目標（如能動環境和貿易自由）相背離。對此，通過對話渠道表達雙方、多方正當合理的利益關切是糾正這一單邊行動唯一有效的途徑，這一共商的過程亦可提升相關措施與現行國際規則的兼容性。其二，共建，即堅持多邊主義建設氣候命運共同體。多邊主義是對強調“各自能力”的國家自主貢獻的有力補強，其重要性在于：一方面，防止氣候變化受到波譎云詭的國際局勢的影響而淪為地緣政治工具，例如打著各種旗號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舉措。碳中和時代，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形式更加隱蔽，例如表面以防止碳泄露為目的的單邊碳邊境調節措施，可能會演變成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型綠色（碳）壁壘；另一方面，強化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規則體系《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的主導地位，防止其他利益
聯盟內部標準的域外適用，例如日前國際上零星泛起的鼓噪建立“氣候俱樂部”的主張。其三，共享，即實現“美美與共”的低碳普惠。我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包含著賦權的重要面向，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義務責任分擔重心向權利惠益分享導向轉換的趨勢一致，可突破當前國際合作原則的理論瓶頸和實踐困境。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下，全球氣候行動也可認定為是一種類似歐盟的包容性的成果分享，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全球伙伴關系靈活、務實且有活力。對此，我國已率先示范，通過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開展“一帶一路”國家綠色技術分享，彰顯出一貫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通過南南合作強化發展中經濟體共同利益，是鞏固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重要基礎。”［14］
第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在2021年的領導人氣候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這一理念融合了“天人合一”的中華文明智慧與“生命共同體”的生態文明建設經驗，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生態環境領域的自然延伸。該理念富含與時俱新的科學理性，對于優化“風險倍增器”情境下氣候治理的集體責任具有以下兩點啟示：其一，以整體系統觀審視傳統上被孤立看待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態要素，強調治理過程的協調和均衡，最終實現生態系統整體碳循環能力的提升。從這個角度，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與碳中和愿景的要求不謀而合。“脫碳”減少碳增量且改善存量中碳的可循環性的實質將碳源減量、碳匯增量與生態修復統合在一起，體現了基于自然解決方案（NbS）的“穹頂式”治理結構。從共區原則的視角，應將一國的氣候資源稟賦如森林、海洋和土壤等境況全盤考慮在內，系統評估該國碳中和的潛力和不足。例如，《巴黎協定》第6條提出的國際
碳市場一旦建立，NbS可期成為碳匯的主要來源，幫助發展中國家的NbS進入國際碳市場。其二，面對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唯有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才能達成兩者合一的共同體之“共存續”狀態。故而，在碳中和時代，應致力于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全球氣候治理新格局。這要求協同推進氣候變化與相關的生物多樣性養護、荒漠化防治、廢物污染管控、濕地和海洋保護等領域的公約談判和履約行動。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均簽署加入上述公約，制定出臺了國家層面統籌和協同氣候變化應對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指導意見，并在近期啟動的《生態環境法典》編撰中列入“綠色低碳發展編”。
（二）區別責任的守正
《巴黎協定》的共區原則脫離了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二分法，但未能如《蒙特利爾議定書》那般成功地建立起既反映議題特性、又符合公平意旨的區分標準。現實中，協定“自我區分”的多元化責任既存在實施緩慢的制度困局［1］（P337），也面臨著碳中和新范式目標的挑戰。恰如挑戰亦是機遇，碳中和包容與公平脫碳的本質正是我國借以重塑碎而不亂國際氣候治理體系中的共區原則、補正其區別責任的歷史契機。
第一，原則圍繞碳這一中心要素、系統設計構成要件的區別標準。碳既是問題成因也是解決方案，決定著區別責任要件的可采性，且作為紐帶系統關聯各個要件。針對此，應引入動態復合的人均累計排放標準，兼顧平行層面的國家GDP減排凈成本均等和垂直層面的各國支付能力差異。該標準具體由以下兩個關鍵方面構成：其一，動態標準。《巴黎協定》以“共區責任”取代“影響”的表述未能科學反映氣候政策的時間因素。糾正此點須直面大氣中碳濃度形成的不同作用力，對其進行全面和持續考量，保證歷史責任、當前責任與未來責任的連貫性。從理論上，發達國家承擔歷史責任源自于其在工業化進程中預先使用了“附條件權利”而應承擔的矯正正義義務。在現實中，歐盟ETS體系的建立和改革中不僅認可歷史責任，還對其進行了具體量化。有鑒于此，當下工業化國家的碳中和承諾只有同時計量當前和歷史排放，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代內和代際公平。而據最新的權威數據顯示，目前的碳中和承諾距離實現全球凈零排放路徑還有差距，未能展示出所謂的最大雄心；進一步提升空間的考量（有無和多少）至少應當遵循從累積的歷史責任、再到當前的排放責任的邏輯順位。這一過程亦是突破“方法論的民族主義”的囹圄，而逐步邁向全球氣候行動呼喚的“方法論的世界主義”的試舉。其二，復合標準。以碳要素為紐帶關聯各要件，均衡納入“不同國情”要件，同時避免單個要件例如“各自能力”的過度使用和片面強調。“只有在能力的獲得與影響正相關時，將能力作為責任分配考量因素才具有正當性”［15］（P68）。在這一點上，由于能力不足反而變相受到懲罰的碳邊境調節措施，機械拆分使用了“能力”要件，在邏輯上無法全然立住腳。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全球氣候議題司法化的現象反映出追究當前排放的未來責任的趨勢，其中是否統籌考慮了當下能力的限度和社會發展正常的折現率，這一點值得深思。
第二，區別責任分配有賴于針對關鍵構成要件進行全面、科學和客觀的考量。傳統的國家二分法與發展中國家的特別需求和特殊情況，如今已為籠統的“不同國情”所取代。靜態的相對客觀的身份認定演變成為動態的具有主觀色彩的要件評定，而《巴黎協定》并沒有為此提供參酌的具體指標。顯然，全面列舉國情的相關指標有現實困難也不必要，而且容易受到談判博弈的操縱。對此，碳中和作為一個聚焦客觀情勢的概念，在較大程度上可以有效限縮進入考量的指標范圍。與碳緊密相關的基礎國情例如人口基數、資源
能源稟賦、碳效率、經濟和社會結構碳依賴性和碳密集度等不僅明確具體如公正轉型機制中那般可進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而且構成可持續氣候治理的前提條件并決定其推進方式。由此，碳中和愿景下應致力于共區原則與可持續發展、發展權的協同推進，回應發展權同時作為集體性權利和個體性權利的需求。在個體性權利的層面上，唯有納入人均累計排放標準，均衡考量人口的紅利和壓力（即平等負擔原則），才能系統連通發展權兩個向度上的意涵；在集體性權利的層面上，厘清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的關系，科學客觀地反映發展權利的層次性：基礎發展權、發展空間權、后發展權，并區別因發展不足（生存排放與發展排放）與因過分發展（奢侈排放）引起的氣候問題［16］（P136-139）。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建立與發展權利層次相匹配的區別責任的類型。據此，基礎性發展的生存權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優位性。誠如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我國實現全面脫貧、完成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之消除貧困與零饑餓，本身即是對全球永續發展的巨大貢獻；對于進一步發展空間需求的國家，不僅允許其逐步脫碳、調適期的有限增量空間等緩沖安排，而且在配套制度例如全球盤點、透明度框架、能力建設和可持續機制（如清潔發展機制的替代制度）中充分考慮這些國家的合理訴求和正當權益；針對后發展權（也稱持續發展權）的國家，認可其同時基于成本效益標準與分配考量標準設計和實施的碳中和目標。借此協同推進，“不同國情”與其他要件、特別是“影響”要件得以有機結合，有望達成公平基礎上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公約體系化落實能力建設安排、以促成原則各構成要件的協作互動。能力建設的本質是利益的平衡與補償。在自我承諾的碳中和時代，能力建設及其團結協助安排理論上是打開“各自能力”要件的閉環、確保實質公平的關鍵；實踐中則為落實新近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的核心領域。碳中和帶來切實的減排壓力、尤其對于基礎發展權和發展空間權的國家，需要全面提升解決氣候問題的整體能力。此時的資金援助和技術轉讓不再是“輸血性”而是“造血性”的團結協助安排，它將奠定這些國家實際減排的科技和管理體制基礎，保障碳中和目標實施的實際效果。因此，區別責任需要補正的方向在于：設定能力建設的最低標準，促成國際氣候公約下消極結果義務向國內法中積極行為義務的轉化。具體在支付能力的資金和技術兩個層面做出如下努力：其一，資金機制。碳中和愿景下，資金機制除了體現消弭國家支付能力差異的倫理要求，也是全球氣候利益公平分享的法律安排。綠色氣候基金（GCF）有別于官方發展援助的新的、額外的資金來源的最低標準應考慮捐助國與受援國的貨幣惠益分享面向、以確保結果導向的碳中和成效。類似于公平轉型基金，GCF的供需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對照反映集體性發展權利層次的差異性責任，從而發揮平衡環境利益與發展利益的功用。例如，褒獎去工業化進程中國家所采取的早期行動，彌補其付出的巨大替代成本和做出的額外犧牲。此乃我國公平轉型過程中爭取權益的底線區域，應當備作國際氣候談判中一項議價籌碼。其二，技術機制。《巴黎協定》重在引入技術生命周期前端的技術創新，這對于中端和末端成熟技術的轉讓十分不利，實質乃弱化技術轉讓的區別責任。格拉斯哥氣候大會繼續對此避而不談。改進此點需要借鑒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經驗：轉變觀念，引入“技術共享”作為實現各國利益趨同和多領域共贏的新概念框架［11］（P353）。借此框架，有力彌合協定有團結協助條款、無前提性條款的邏輯斷層，引導后續氣候談判就當前國際規則中的消極結果義務（如缺乏細節的“非市場措施”、潛在障礙的知識產權制度）轉化為國家的積極行為義務（如財稅、補貼、政府采購等后發展權國家國內政策法律安排），切實推動現成低碳技術的規模化跨界轉移，滿足基礎發展權、甚至部分發展空間權國家碳中和轉型急需的技術躍遷。
結語
共區原則的理論創新和實踐開拓是內在于國際氣候治理演進史的歷史議題，也是碳中和愿景新時代亟待回應的現實命題。盡管共區原則作為“人類共同關切事項”——氣候的全球治理責任分配——的根本指導原則，但是從未有任何一個事項如氣候變化這般集巨大的時空尺度、不同的利益訴求與變遷的治理范式于一體，對該原則的設計和適用提出重大挑戰。早在1992年框架公約中，共區原則的原初旨趣便彰顯了公平的價值精神。該原則能否持續獲得普遍的接受和采納、達成富有環境成效的實施，關鍵在于其回應動態變化的國際情勢的同時，責任確立的基礎是否公平公正。然而，縱觀國際氣候談判進程，語境開放和模式多元的共區原則在各國制度性議價的過程中，并不總能恪守其公平的上位原則，尤其是當前的《巴黎協定》就顯現出實用主義的可接受性替代實質公平性的傾向［15］（P20）。
晚近《巴黎協定》的國家自主貢獻發展出抵消與平衡雙向路徑的碳中和范式和凈零排放目標，回歸至氣候變化應對的包容與公平脫碳本質，其結果導向、整體性設計和結構變革力將對“后巴黎”“后格拉斯哥”時代的全球氣候治理產生深遠影響。作為范式轉換型舉措，碳中和前所未有地凸顯了“生態空間的再分配”這個在現行國際氣候治理體系中隱而不現的目標，是借以重新闡釋共區原則、以實現時空聯結、內外互動和新舊傳承的歷史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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