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升溫導致自然災害發生頻率上升，引發“物理風險（Physical risk）”。2023年3月，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了第六次綜合評估報告《氣候變化2023》，指出當前溫室氣體排放處于人類歷史上的最高水平，全球溫度已經比工業化前（1850～1900年）高出約1.1攝氏度。在過去50年里，有記錄的災難數量增加了5倍，經濟損失增加了7倍。洪水、干旱等極端氣候事件的發生頻率已從上世紀70年代每10年711起增加到21世紀每10年3000多起，頻率和嚴重性都在顯著增加。2023年夏季，我國華北、黃淮地區遭遇罕見高溫，全國多個地區出現特大暴雨，再次凸顯氣候變化的嚴峻性。
經濟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可能因氣候政策轉向、技術革新和市場情緒變化等因素引發“轉型風險（transition risk）”。氣候政策的節奏、力度與經濟發展水平越不匹配，轉型風險越大。例如，綠色標準、機制不完善，可能導致“洗綠（greenwashing，進行虛假綠色投資）”現象頻發；
低碳轉型政策過于遲緩，可能引發市場主體“躺綠（green slack，僅停留在喊轉型口號的層面）”，不利于氣候風險應對；低碳轉型政策過于激進，又可能引發“綠色泡沫（green bubbles，市場過度追捧綠色資產）”“擠兌式去碳(對高碳行業的融資斷崖式下降)”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都可能導致產業結構失衡、經濟陷入滯漲、部分人群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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