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碳稅還是
碳市場，都僅針對司法管轄區內的溫室氣體排放而不涉及進口產品，這在各國氣候政策力度不一的背景下，形成了進出口
碳排放成本的不對稱。為尋求利益最大化，企業傾向于將生產和化石燃料消耗轉移到氣候政策寬松的地區，或通過進口低排放成本的產品替代本土生產，這便是碳泄漏（carbon leakage）。
對于減排政策日益收緊的發達國家，碳泄漏引發的成本差異和生產轉移會使本土產品失去競爭力，在國際貿易中處于劣勢。而對于全球氣候變化，發達國家密集型產品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現象，并沒有真正減少碳排放的總量，反而削弱了發達國家的減排效益。因此為應對碳泄漏，發達國家需要消除地區間碳排放成本的差異，要么增加進口產品的成本，要么減少本土產品的成本。然而進口產品涉及國際貿易，存在多邊關系、貿易協定兼容性的問題，政策推行阻力遠大于國內。2012年，歐盟曾試圖將外部航班納入EU ETS，但因“干涉他國主權”遭到多國
航空業抵制，最終未能實施[20]。因此碳泄漏的解決方案多以針對本土產品的免費配額和政策補貼為主，例如EU ETS和加州Cap-and-Trade Program都有約94%的工業排放受免費配額覆蓋。
雖然減少本土碳成本可以保護面臨碳泄漏風險的行業，但這僅是揚湯止沸。參與者只需支付其全部碳成本的一小部分，無法體現不同企業減排的差異化努力，也難以充分帶動市場更好地配置減排資源，可以說免費配額和政策補貼的實質是犧牲
低碳競爭者的利益來支持高排放設施[21]。從長遠看，這些措施背離了碳定價機制的根本目的，增加了減排國家的財政負擔，因此一直深受發達國家政府、民間社會組織和一些低碳制造技術先驅的詬病。
在此背景下，提高進口產品碳成本的方案重回談判桌，旨在要求進口的高碳產品繳納對應排放量的稅費或碳配額，拉平本土與進口產品的碳成本水平,為全球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在歐盟CBAM的推動下，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先后聲明將碳邊境定價機制納入政策考量。但同時，關于CBAM的爭議也從未停歇：首先，CBAM使用了經濟保護主義的形式，可能不符合世貿組織自由貿易規則或《京都議定書》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其次，單方面實施CBAM可能出現新的貿易爭端，引發其他國家報復；再者，CBAM依舊存在資源轉移的風險，第三國出口商可能有選擇地向CBAM實施國出口“最清潔”商品，“不夠清潔”的商品則被導向其他市場[21]；最后從技術層面，CBAM仍存在碳核算、第三國數據核證和進口登記上的管理困難與監測問題。所以碳邊境定價機制在設計中如何避免上述爭議，是每個政策制定者需要解決的問題。
除單邊實施的碳關稅外，人們也在不斷探索多邊機制的新思路。2015年，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提出“氣候俱樂部（climate clubs）”的概念[22]，他認為需要建立一個推行相同碳定價政策的俱樂部，并通過獎懲措施使成員與非成員的收益有所區別，以此克服當前國際氣候協議中搭便車的強烈動機。按照威廉的構想，這個俱樂部將在聯合國氣候機制之外運作，具有三個主要特征[23]：一是所有成員國的碳定價機制要有可比性；二是未能采取氣候行動的非成員國會受到貿易制裁；三是俱樂部成員之間將享受免關稅待遇，而這也是各國加入這一機制的主要動因。但該機制想要取得成效，就必須形成群聚效應（critical mass），也就意味著必須要有歐盟、中國和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的參與。然而如今地緣政治緊張，國際合作的前景非常黯淡，氣候俱樂部的實踐應用面臨嚴峻的外在挑戰。
2022年6月28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在七國集團峰會閉幕日表示，七國集團支持在2022年年底成立一個全球“氣候俱樂部”，希望結合各種政治方法，將氣候行動轉變成一種競爭優勢，激勵更多國家參與減排。七國集團在聲明中提出[24]，俱樂部將向所有《巴黎協定》簽署國開放，協調意愿國家有關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中和的行動。
版權申明：本內容來自于互聯網，屬第三方匯集推薦平臺。本文的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文章言論不代表鏈門戶的觀點，鏈門戶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如有侵權請聯系QQ：3341927519進行反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