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峰：第十問，您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2020年代最重要的選擇是制度+科技創新，其中包括共享經濟、綠色經濟、合作經濟、社會企業。2020年代的貨幣經濟的目標普惠金融。關于貨幣經濟現狀，需要強調的四點是：貨幣金融霸權和壟斷走向終結、貨幣金融科技革命走向成熟、貨幣金融資源分配不均趨于平等化、貨幣金融體系呈現多元化。
我尤其注意到，您提及了現有貨幣金融資源分配不平等這一問題，您認為這其中的主要歷史成因是什么？
朱嘉明：何謂“金融資源不平等”？主要是指各類金融資源，特別是貨幣資源的產生、分配，包括銀行、基金在內的金融機構，以及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分布和社會分布。可以歸納為：
其一，美元是世界貨幣資源的主體；美聯儲，以及華爾街代表的傳統金融資本力量，以強大的財富為基礎，長期主導貨幣金融資本的主要走向。
其二，世界金融機構，資本和貨幣市場主要分布在發達市場國家，新興市場國家有所改善。
其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各種類型國家內部，人均貨幣和金融資源的差距甚大，而且不斷擴大。
其四，世界的跨國公司不斷增長的金融力量與商業銀行的緊密合作，繼續成為金融危機之后的最大受益者。
其五，IMF、國際清算銀行以巴塞爾協定及各類世界性金融合作組織，例如：SWIFT和Ripple協議，有效地影響著金融體系的規則與秩序。此外，金融科技和創新成果分享的失衡。
造成 “金融資源不平等” 的原因主要是歷史與制度原因：包括布林頓森林會議制度惡化，世界浮動匯率制度的缺陷的擴大，廣場協議的負面后果；美元依然維系著世界主要的，甚至是絕對“儲備貨幣“的地位；各國政府對金融資源的壟斷能力的普遍性強化，貨幣政策的非中性化；全球金融危機的機制復雜化，金融危機常態化。特別強調，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影響極為深刻，十年過去了，還沒有完結，至少導致了零利率時代，甚至負利率時代的到來。
王峰：我們不妨追溯歷史，現代文明社會為改善這種資源不平等曾經做過哪些努力？有過哪些經驗和教訓？
朱嘉明：在過去數十年間，面對全球性的金融資源不平等現象和后果，人們不斷提出解決方案，并開始各種嘗試和試驗。大體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大類。關于“自上而下”方案和試驗，最成功的歐元發行和歐元區的建立。歐元的存在和發育，有利于改變美元的壟斷地位，有利于世界貨幣體系的平衡，抑制全球金融資源的失衡。在“自上而下”的方案中，還有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后，中國當時貨幣金融主管王岐山和周小川提出的“超主權貨幣”，但是，中國的這個方案并沒得以廣泛接受和實施。
關于“自下而上”的方案和實踐則相當豐富：發展金融和“金融深化”思想的提出；社區貨幣實踐（Community Currencies）； “窮人銀行”、“時間銀行”， 眾籌（Crowd Funding）和P2P 借貸（Peer-to-Peer Lending）試驗；“茶黨運動”和“占領華爾街運動”。“茶黨運動”；比特幣和其他加密數字貨幣的問世。其實，還不止這些主張、運動和試驗。有一點是肯定的：人們最終目的是希望改變金融資源的嚴重不平等，而嚴重不平等的背后則是金融資源的壟斷。
王峰：過于強調金融資源分配平等，會不會僅僅是數字經濟時代的烏托邦空想呢？您是否擔心，即使由于數字金融市場開放后導致社會財富重新分配，仍然會產生新的、甚至是更大的分配差距？
朱嘉明：數字金融市場開放后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確實發生了巨大的分配差距。從1961年開始的數字經濟的幾何增長，產生巨大財富能量，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世界正面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要比衣食住行，基于物質生產和物質財富的不平等，更富有挑戰性。最近一兩年，傳統資本大量涌入區塊鏈和加密數字領域，加劇了對原來生態的侵蝕，以及與追求財富分配模式趨于公平的初衷的背離。
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任何一次經濟轉型，都會導致財富再分配，并伴隨著大規模的“割韭菜”現象。古今中外，莫過如此。只是，在人類經濟史上，大轉型次數是相當有限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因為科技進步加快，對經濟影響加劇，如今出現了轉型頻率提高的趨勢，而且一個轉型刺激和孕育了另一個轉型。
在數字經濟的轉型中，自然產生新的資本和新的財富模式。財富爆炸的周期隨之變短。以納斯達克威力，在上市早期就創造了四個與數字經濟有關的億萬富翁。今天，以英國區塊鏈經濟創造財富的速度來看，制造一個以十億歐元為基本線的財富擁有者，大約不過五年時間。值得肯定的是，這樣的新財富模式導致新人成為資本擁有者，總比財富永遠被老家族控制為好。
進一步說，如果新產生的增量資本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存量資本的增長速度，是歷史進步。在數字經濟時代，兩次大爆炸，不是線性過程，而是非線性過程。最后沉積下來的增量資本，遠遠大于存量資本。這意味著世界擁有資本新的群體，發生了改變，資本新的擁有者是一代新人。人類的財富主體正在向X、Y、Z這三代人轉移。 Facebook 無論存在多少問題，但是，畢竟代表的是一個存在改革空間的未來模式。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深入觀察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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