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加密特別提款權的技術不成熟
雖然加密
數字貨幣的發展非常迅猛，但它還處于早期階段，很多技術不成熟，特別是在解決交易速度和系統安全上還存在很多問題。目前，仍然沒有一個好的加密數字貨幣的技術框架能支持超主權加密數字貨幣對交易速度的要求。
目前，
比特幣每秒能處理 2 到 7 筆交易 ,
以太坊每秒能處理 15 筆交易 , 而 Visa 等傳統信用卡網絡每秒能處理的交易為 2000 筆，可見，要滿足超主權加密數字貨幣在全球范圍內的流通， 需要擁有比 Visa 更快的交易速度，而目前沒有一個技術跨境能實現。
同時 , 加密數字貨幣的賬本是非常安全的，但使用它的錢包和賬戶卻容易成為釣魚網站、黑客攻擊和網絡詐騙的對象，因而容易導致加密數字貨幣被盜，而超主權加密數字貨幣運用相同的底層技術，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4.4.2世界各國政府的阻礙
由于世界各國出于貨幣主權、鑄幣稅及貨幣政策治理等方面的考慮，短期內大多數國家并不愿意做出妥協，特別是美國擁有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霸權地位又占據 IMF 最大份額的投票權。
同時，世界各國又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在現階段很難達成國際合作來共同推動特別提款權的貨幣化及國際化流通。
因此，要實現以特別提款權定價的
金融市場、大宗貨物交易以及各國人民在國內外持有和流通的新國際貨幣體系依然困難重重。
總而言之，雖然加密特別提款權面臨著政治和技術等種種阻礙，但它誕生后將會優于國家主權加密數字貨幣，也要比非主權加密數字貨幣更被主流社會接受，但由于機器設備、
區塊鏈技術、網絡通信速度、法律政策等因素導致加密數字貨幣還不成熟，國家主權貨幣還在試驗階段，加密特別提款權也還只是一個構想，因此，在現階段，加密數字貨幣與信用紙幣并存，成為貨幣形態的新發展階段。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和監管水平的提高，加密數字貨幣也將逐漸成熟，未來，每個人或企業都將擁有加密數字貨幣賬戶，國家也可能推出完備的加密數字貨幣交易所，不同屬性、不同社區之間加密數字貨幣可以互相兌換，貨幣最終將變得透明、公平和簡單，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也將更加協調和穩定。
對我國的建議
第一，對于非主權加密數字貨幣，我國的中央五部委（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于 2013 年 12 月 3 日聯合發布了《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2017 年，中國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要求關閉所有境內包括比特幣在內的虛擬貨幣平臺交易。
同年 9 月 4 日 , 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出臺《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 嚴令叫停以
ico（Initial Crypto-
token Offering, 首次加密代幣融資）為代表的代幣發行融資。在法律上拒絕承認比特幣等非主權加密數字貨幣的地位，并禁止非主權加密數字貨幣在中國境內進行流通，這種“一刀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不法分子利用加密數字貨幣進行非法集資詐騙及洗錢等犯罪的風險，但考慮到加密數字貨幣具有全球分布性及點對點交易便捷性特征，該辦法仍無法杜絕通過以 ICO之外的其他方式進行加密數字貨幣交易，例如， STO（Security Token Offering，證券化代幣融資） 以及 SEO（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首次交易所融資）。
同時，這種簡單“一刀切”的做法， 將會限制
區塊鏈技術在中國的發展，使我國失去一次利用新技術取得爆發式發展的機會。建議可以學習新加坡監管局 MSA 的“沙盒機制” 大力支持包括非主權加密數字貨幣及利用區塊鏈技術的金融科技的發展 。
第二，早在 2014 年，我國央行就成立了專門的加密數字貨幣研究團隊，目前已在主權加密數字貨幣的關鍵技術及相關的法律問題等方面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根據央行前行長周小川的說法，央行發行的主權加密數字貨幣會采用一系列的技術手段、機制設計和法律法規來確保加密數字貨幣運行體系的安全。
2016 年 1 月20 日，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討會在
北京召開。會議要求，央行加密數字貨幣研究團隊要積極吸收國內外數字貨幣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實踐經驗， 在前期工作基礎上繼續推進，明確發行加密數字貨幣的戰略目標，做好關鍵技術攻關，爭取早日推出央行發行的加密數字貨幣。
2019 年8 月 10 日，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
長春在第三屆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
論壇上發言， 我國央行也會在近期推出法定加密數字貨幣 DC/ EP。
可見，我國對于主權加密數字貨幣采取非常積極的態度和做法，但目前還是由政府機構進行單方面的研究，缺乏相應的機制來激發社會力量一起為主權加密數字貨幣的法律建設及技術方案提供支持，畢竟加密數字貨幣等互聯網產品的發展還是需要靠市場行為和自由競爭，這樣才能借鑒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的經驗迅速推出主權加密數字貨幣，搶占先機，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
第三，當超主權加密數字貨幣出現后，我國更需要做好應對方案。由于超主權加密數字貨幣將會獲得世界范圍流通的優勢，我國將不可避免地受到超主權加密數字貨幣的沖擊，金融外匯管制等機制很可能失效，因此，應該提前準備面對金融自由化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 主動去擁抱變革，循序漸進地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我國金融產業自由化。
特別是我國若想要在這場變革中提升中國及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可以主導加密特別提款權成為超主權加密數字貨幣，并形成新的國際貨幣體系，而我國在主導相應規則制定時，可以把中國的利益最大化來實現中國在新的國際格局的主導權和國際地位的提升。
首先，雖然美國依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占主導地位，但其實力在不斷削弱，而中國的地位在不斷提升，通過聯合其他對現有國際貨幣體系不滿的發達及發展中國家，一起對抗美國，支持加密特別提款權貨幣化及國際化，制定優先加入國家優先獲利的國際條約，使得中國獲得最先最多權力及利益。
而美國為了保持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優勢地位，很可能選擇反對加入相關國際條約，失去獲得最先最大權益的機會。在新國際貨幣體系的趨勢形成后，美國不得不加入時，它已經失去主導權及最大的權益。
其次，在法律角度上，加密特別提款權原本就是國際公認的記賬單位，有一套被國際認可的定價規則及價值背書機制，通過區塊鏈技術進行貨幣化后，也相對容易符合國際貨幣的法律屬性及各個國家對于流通貨幣的相關要求。
最后，Facebook 發行 Libra 后，將有可能成為世界級的“微信”，會對中國的金融產業及人民幣地位造成沖擊。因此，我們不能坐以待斃， 需要放開中國科技企業發展加密數字貨幣的限制。
其實，中國的互聯網科技企業已經是世界一流的公司，互聯網及區塊鏈技術不比美國公司落后，中國可以輸出技術去支持并主導加密特別提款權的誕生及發展。中國的騰訊和阿里公司在支付領域實際上已經國際化了，因此， 推動加密特別提款權并沒有目前中國解決不了的技術難題。
選自《信息安全與通信保密》2019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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