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實質上推出CBDC的是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等小型經濟體，其政策目標為解決經濟發展困境和實現外部均衡，不具備廣泛的借鑒和推廣意義。主流經濟體開展的CAD-COIN、RSCoin、NBCoin、Stella、DC/EP等項目均處于內測階段，沒有進入大規模實用階段。因此對CBDC的優勢風險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大部分僅從理論層面分析，僅有 Barrdear & Kumhof （2016）、姚前（2019）等運用DSGE模型實證模擬了CBDC對美國和中國經濟的宏觀效應。
總結而言，CBDC具有以下潛在優勢：第一，可極大地降低發行和交易成本，提高M0流通效率和央行貨幣地位。第二，實現M0全周期的數據記錄和追蹤，提高貨幣投放的精準度，抑制影子銀行等非正規經濟活動，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有助于加強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AML/CFT）。第三，基于現有成熟的移動技術和操作系統，利用多種介質和渠道完成支付，實現普適性和泛在性，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數字貨幣。
另一方面，CBDC也存在一些潛在風險：可能會對既有貨幣政策工具和傳導機制帶來不確定性；可能對商業銀行存款形成擠兌，存款搬家規模過大可能會導致系統性風險；可能會為
比特幣、以太幣等私人數字貨幣提供新的法幣入金接口，這也會對跨境資本流動造成影響。但這些風險都能通過相應措施進行控制，不會成為阻礙CBDC推出的決定性因素。
（一） 法定數字貨幣的優勢
第一，CBDC可極大地降低發行和交易成本，提高M0流通效率和央行貨幣地位。以我國的紙幣和硬幣成本進行測算，1角硬幣的成本大約為9分，1元紙幣的成本大約為0.4元，1元紙幣的成本大約為0.4元，100元紙幣的成本在1元之內。過去20年M0/GDP比重在全球范圍內普遍下降, 也包括中國[20]。2018年6月中國M0為6.96萬億元，按照1%的發行成本進行測算，M0發行成本約為7千億元。CBDC在系統完成后，其邊際成本幾乎為零。CBDC是基于數字化技術下的點對點支付，因此CBDC的流通速度不低于第三方支付和電子支付，第三方支付和電子支付的流通速度遠高于現金，導致的
金融摩擦遠低于現金。在M0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提高資金流通速度，央行貨幣單位時間內實際行使職能的貨幣量更大，其地位也得到提高。
第二，央行可通過CBDC實現M0全周期的數據記錄和追蹤，提高貨幣投放的精準度。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依托于商業銀行的影子銀行體系迅速發展，在2012年規模達到了22.4萬億元，資金通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等形式繞過監管，大量流向“兩高一剩”等政策限制性行業，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增大了金融系統性風險[23]。以移動支付、第三方支付為代表的電子貨幣創新部分取代了現金，但沒有法定準備金等指標約束，提高了貨幣乘數，降低了商業銀行對央行流動性的需求，削弱了央行調控短期利率的能力[24]。此外，隨著金融風險壓力的上升、合規成本的提高以及國際標準趨嚴，我國反洗錢和反恐怖主義融資的形勢依然嚴峻。
基于交易記賬的UTXO模式為資金轉移交易提供了全流程的鏈條，每筆資金流動都有唯一編碼，編碼把此筆交易的輸入和上筆交易的輸出進行鏈接，層層清晰地記錄資金流向。這有利于提高貨幣投放的精準度，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充分發揮結構性的貨幣政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抑制影子銀行等非正規經濟活動。當流動性創設機制掌握在以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為代表的市場機構手中時，央行監管有效性面臨挑戰，CBDC為央行提供了數字金融范式下管理和監管金融系統的基礎設施。
第三，CBDC可借助現有互聯網渠道營銷，實現普適性和泛在性。以商業銀行、證券公司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和以DNA（Data Analytics，NetworkEffect，Interwoven Activities）商業模式為基礎的大型科技公司推動的金融科技，為基于數字技術的經濟金融活動提供了完整生態。在CBDC推出后，數字經濟的業務鏈條形成完整閉環，CBDC可借助現有的金融科技的支付網絡和營銷渠道向用戶進行推廣營銷，進而實現數字貨幣的普適性和泛在性。同時，金融科技企業在大數據處理等方面的經驗可為各國央行提供重要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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