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從貨幣與支付史看臉書Libra的“返祖現象”

　　“我們一直認為，如果你試圖癱瘓美國經濟，只需拿掉它的支付系統。銀行將不得不回到低效率的貨幣物理轉移狀態，商業將只有依靠物物交換和私人債務才能得以進行。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水平將像石頭落地般一落千丈。”——阿蘭·格林斯潘

　　不得不承認，我們常說的現代貨幣體系里的“支付”(payment)也是舶來品，動詞“支付給”(to pay)來源于動詞“安撫”(to pacify)，其行為可被溯源到中世紀的贖罪金(Sin money)，即犯罪方向受害者支付一筆罰金以避免發生流血爭端。在現代語義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其將支付定義為“保障貨幣流通的一系列工具、銀行業務過程、以及銀行間資金轉賬系統。”(CPSS，2003c)，因而也可將“支付”簡單理解為“從一個代理人向另一個代理人的價值轉移”。“支付系統”則可被理解為規則和過程，以及價值轉移的有組織的安排(arrangement)。在這樣的概念設定下，我們可以開啟一段簡單而有趣的貨幣與支付發展史回顧，請注意，這段歷史與我們在官方教科書中的相關內容略有不同。

　　貨幣與支付的出現

　　據考證(斯塔夫里阿諾斯，1970;Manning，2008等)，至今被認可的現存最早的充當貨幣的實物媒介是出現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陶土幣(clay token)。這些陶土幣被用于記錄大麥和羊毛等農產品、農業工具或者是金屬(例如白銀)的儲蓄和交易，類似現在的賬簿(ledger)。并且，至少在BC17世紀之前，部分陶土幣具有所記載的被交換的商品及余額的持有證明功能，盡管那時還遠沒有出現“賬戶”這個工具以證明賬戶所有者對于賬戶所記載的交易及余額的所有權，但在收獲季節，陶土幣的持有者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大麥，或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貴金屬，如金銀(Davies，2002;Ferguson，2008)。有趣的是，現代的貨幣經濟學理論(Kocherlakota,1998)已經證明了貨幣的本質是記憶(Money is Memory)，或者說“perfect record-keeping is money”(完美的記錄就是貨幣)。隨后，BC10世紀期間，在小亞細亞地區出現了最早的硬幣(specie)。更早的證據表明，在最早的硬幣誕生之前，即使僅僅只是記賬單位也可以記錄“信用”，因此，記賬單位也能夠執行貨幣的部分職能。特別是在BC20世紀期間，在法老統治的埃及，宗教當局可能首創性地使用了幾種不同的記賬單位來記錄不同宗教部門之間的多種商品交換活動(這些統一的記賬單位包括啤酒、面包以及后來的金屬)。隨后，宗教當局也用這些記賬單位記載從他人處征收的稅費。

　　需要注意的是，也有考古線索表明記賬單位的廣泛采納反而促進了早期的物物交換(barter)。例如，在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戰士盔甲的交易，以及用黃金交換奴隸，都是以牛作為記賬單位(Grierson，1977;Tymoigne，2006)。這在貨幣發展史上具有啟發性與現實意義：即使牛不能被認為完全成熟的貨幣，但是用牛，或者符合一定生長標準的牛作為記賬單位會促進商品交換效率的提高，因為記賬單位的標準化有助于減少交易者需要追蹤的商品間相對價格的數量，即在一個含有n件商品的經濟中，使標價的數量從n(n-1)/2減少到(n-1)(Millard，2006)。由此可見，現在數量龐大的加密貨幣世界對所謂穩定代幣的大量需求也能被如此遠古的歷史證據所解釋，即以USDT為代表的穩定代幣解決了2000多種加密貨幣的統一標價問題，極大便利了加密貨幣之間的交易。

　　除了上述以外，一些重要和有趣的因素使得標準化的記賬單位成為信用工具，并且早于作為交換媒介功能的實物貨幣的出現也是可以成立的。比如，在本地社區(local community)里，所有的經濟主體之間距離很近，彼此都相互熟悉，個人債務記錄就能通過鄰里關系、親緣關系而被可靠地保留下來，從而減少了經濟中的摩擦。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歷史案例是愛爾蘭共和國分別在1966、1970和1976年經歷的三次銀行業危機。其中最長的一次發生在1970年，當時銀行協會(Association of Banks)關閉長達六個月之久。那段時期，儲戶們發現從它們的銀行賬戶提取現金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被迫去尋找替代的支付工具。在1970年，四個加入協會的銀行(愛爾蘭銀行，愛爾蘭聯盟銀行，愛爾蘭國家銀行和烏爾斯特銀行)擁有的支票存款和儲蓄存款構成了愛爾蘭貨幣供給的85%。盡管在危機期間這些銀行都關閉了，但是銀行和外國銀行依然能夠營業并主要為企業提供服務。此外，靠近英國、北愛爾蘭邊境的人們能夠利用北愛爾蘭的銀行服務，有些人甚至試圖去使用英國提供的銀行服務。由于那個時期愛爾蘭鎊兌英鎊的匯率固定為1:1，英國銀行的票據在愛爾蘭共和國能夠以面值被自由地接受，因此不存在匯率風險。實際上，在整個夏季的旅游旺季里，英國游客以英鎊的形式給愛爾蘭帶來了急需的貨幣，從而幫助其緩解了危機。在愛爾蘭流通的英國貨幣總量由四月時的五百萬英鎊增加到危機結束時的四千萬英鎊。然而這些貨幣的注入被限制在特定的地區，這導致它要滲透到那些沒有外國銀行和游客或者沒有接近英國之便利的地區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在三次危機中，愛爾蘭家庭找到了一種有效的應變方法。當它們想進行支付時，就給對方簽發支票，危機結束后，持票人就可以把它兌換成現金。實際上，人們印制它們自己的貨幣，并充當支付的擔保人。債權人如何確保債務人簽發的支票不會跳票呢?原因在于當時的愛爾蘭是一個人際聯系緊密的社會，通常人們只在本地區做生意。因此他們可能了解并信任債務人，或不了解債務人時他們可以去當地的商店或酒館打聽他的信譽(CentralBankofIreland，1971)。

愛爾蘭中央銀行

　　一旦交易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例如交易雙方相隔距離比較遠，且當事人之間彼此不熟悉，交換主體之間的權責無法得到充分保障的時候，記賬單位就需要呈現出某種具體實物的表現形式，比如在一定時期內，其供給量必須是有限的、難以偽造的、相對易于攜帶和遠距離運輸的。這反映出交換主體之間即使公開或共享他們之前完整的交易歷史作為證據，債務人在債權人面前承諾遠期償還債務或證明其借貸信譽等方面也顯得蒼白無力，這時候就需要一個第三方來提供某種形式的擔保或者保證，這可以是有著權威特性的公共部門，也可以是某個私人(機構)。事實上，宣稱“去信任機器”的加密貨幣同樣離不開這樣的第三方機構，比如在商業邏輯上高度中心化的交易所(平臺)。

　　當然，現代貨幣理論(ModernMoneyTheory，MMT)的一些理論要素也能在貨幣與支付的歷史中發現其發展軌跡，也就是貨幣的價值來自于其抵押物的價值，這種“抵押物”可以是有形，也可以是無形。比如，陶土幣充作記賬單位的價值明顯是來源于其發行者承諾在支付時接受和收回該記賬單位(Tymoigne,2006)。而對于牛或者硬幣，其價值歸因于牛的使用價值或者(貴)金屬的價值，例如出于裝飾性目的黃金或白銀的使用價值。因此，某種材質的鑄幣成為了支持記賬單位的一種手段，其價值由發行者確定。然而，硬幣的面值通常總是高于制造硬幣的金屬的市場價格(Keynes, 1914; Wray, 2004)，否則，硬幣的持有者就會具有動機將手中持有的硬幣熔化掉，然后將金屬當作商品賣出。到了紙幣的出現，其抵押品的價值變化與發行者能夠行使的權力或擁有的影響力成正比。比如，在十三世紀的蒙古帝國，忽必烈成為了第一個紙幣(基于法定貨幣標準)的發行者，這一歷史事件反映了他至高無上的權威。其臣民接受了這種紙幣，如果誰拒絕使用紙幣，忽必烈擁有處死該臣民的權力。

　　相反，在13世紀90年代，當政治上軟弱的統治者伊利汗國的可汗海合都(Geikhatu)直接拷貝元朝設計方案的藍本，并且通過添加了穆斯林宗教信仰的方式去適應當地的情況以向波斯地區輸入紙幣流通觀念，由于他并沒有規定任何人不使用該紙幣作為交易結算手段將會受到嚴厲懲罰，以致該地區的商業活動一落千丈并陷入停滯(Morgan,1987)。當然，歷史也表明放棄死刑采用相對溫和的方法來強制公眾接受一種法定通貨也是切實可行的，例如一國政府可以決定選擇發行一種特殊的記賬單位作為“法定貨幣”，意味著債權人必須從其債務人處接受該法定貨幣用以清償債務。一般而言，在國家形成之前的統治權威(如軍隊、宗教當局)或者后來的主權國家政府，通過征稅或者其它債務方式，例如各種罰款，包括贖罪金，在經濟活動中創造了相對于統治權威的債務人，并且債權人愿意接受債務人使用其發行的貨幣工具來支付被創造出來的債務。故而，貨幣的價值最終來源是作為可返回到發行者的貨幣工具的可被接受程度，比如國民黨政府在1948年發行的金圓券就一錢不值。對于政府而言，法定貨幣的價值來自于稅收與財政。(Innes,1913)。

國民黨政府發行的金圓券

　　通常情況下，如果一個政府被徹底推翻，那么它發行的貨幣也會隨之喪失價值。雖然有歐洲中世紀的“削邊(clipping)”和中國傳統的“銅鉛”比例調節，或者現代社會過度發行法定貨幣引起通貨膨脹使貨幣貶值，但是當貨幣已經充當了幾千年的支付手段之后，歷史記載告訴我們，經濟主體之間的所有支付活動都沒有超越簡單的雙邊關系：一方生產某種商品，而另一方用現金購買該商品。因此，以上交易過程要求銀行與銀行支付的出現，以更為復雜的方式為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