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特：未來應該由哪個部門主導和推進立法？證監會還是央行？
鄧建鵬：從業務形態來講，如果是針對虛擬貨幣交易，最適合的就是由證監會來推進。其實他們也在做這方面的研究，但很少拋頭露面，帶頭推動監管。走到最前面的是央行的互聯網
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公室，但我們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這個辦公室的使命是整治，不是長效監管的。而且央行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宏觀貨幣政策的，專業并不完全對口。
這個行業的規范治理目前應該由證監會推動，雖然一些主流的虛擬貨幣，比如
比特幣和
以太坊，它本身沒有證券的性質，這點在一些主要國家的監管中亦作了相應界定。但是它們虛擬貨幣交易所上，是一種連續競價的交易模式，這和股票市場幾乎一模一樣的。另外，其他很多代幣，本身就有證券性質。基于這兩點，理應由證監會來進行長效監管。
巴比特：其他國家的哪些監管思路和措施可以予以借鑒？
鄧建鵬：泰國、新加坡和瑞士這三個國家針對有證券性質的代幣，要求適用證券相關的法律來監管，在這方面中國就可以參考。比如泰國2018年5月份，由證券監管機構發布了法律（數字資產皇家監管法令），它在針對
區塊鏈領域打擊違法犯罪的規定和傳統證券法幾乎一模一樣，我覺得這三個國家是最直接可以借鑒的。
還可以參考美國，美國一直是由SEC來主導，如果代幣有證券性質或者投資屬性，必須到SEC來注冊登記，提交類似于招股說明書那樣的文件。另外STO發行，更是要受到SEC監管了。
巴比特：對于香港及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試行的沙盒，您怎么看？
鄧建鵬：沙盒其實和中國傳統的一種治理方式很相似，就是試點。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候，中國劃了好幾個地方，
深圳、珠海等地實行小范圍的試點，這是一種成本低、風險小的治理模式。
在2017年9月之前，貴陽也搞過區塊鏈的監管沙盒，
江西贛州也曾經計劃推廣區塊鏈沙盒產業園，但是9.4政策出來以后，因為金融行業是中央垂直管理，地方沒有發言權，那只好關門，不了了之，我認為這是非常可惜的。
巴比特：對于區塊鏈行業的國際監管環境，能不能給出一個預判？
鄧建鵬：首先，勢必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將其納入長效監管，尤其是在美國、日本及西歐的一些金融發達國家的示范帶領下。我們可以看到泰國、俄羅斯兩個國家，就從一開始嚴厲禁止和拒絕，到如今敞開懷抱的開放。
韓國也很有意思，近10%的人口在炒幣，可以說是全世界最瘋狂的一個國家，韓國一開始準備嚴厲禁止的，但是群眾游行包圍了司法部分，最后也放開了，估計今年也會出臺長效監管的法律法規。韓國越來越多的交易所開通了法幣通道，這說明它們的銀行已經開始認可這樣一種交易模式。
中國的監管機構必然會在全球長效監管的趨勢之下，重新評估現有的監管模式，這可能需要3-5年的時間。當這個產業成為全球化不可阻擋的洪流之后，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必須重新思考那種全面禁止的監管是否能生效，比方說虛擬貨幣交易，對于稍微懂技術的人來講，全部禁止意義有限，他們還是能夠通過其他方式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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