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M的最終法案僅承諾為LDCs提供“可取的”（desirable）財政、技術援助，一方面不合理地限縮了援助范圍，另一方面對LDCs的支持力度不足。首先，歐盟不應將非LDCs的發展中國家排除在援助范圍之外。歐盟委員會承認，“若缺乏補償機制，LDCs可能主張CBAM的引入迫使其承擔不成比例的負擔……與[CBDRRC]原則產生沖突”。[26但這一理由同樣適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考慮到“增強支持”對于發展中國家“在行動中采取更高雄心”的必要性，《巴黎協定》明確發達國家應提供財政支持，以協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其減緩目標。[27]其次，正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所呼吁，[28]LDCs、SIDs應豁免于CBAM。在《巴黎協定》下，作為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vulnerable）的兩類發展中國家，LDCs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可自主“編制、通報反映其特殊國情的溫室氣體減排戰略、計劃和行動”。[29CBAM實際上剝奪了《巴黎協定》賦予這兩類國家在減排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權。
雖然法案表示歐盟正著手引入收入循環機制，但在應具體投入財政援助的收入比例上保持沉默。在立法過程中，歐盟甚至曾設想用這些收入應對歐盟內部新冠疫情的經濟影響，支持對綠色化、數字化轉型的投資。[30]鑒于CBDRRC，歐盟應將從發展中國家
碳排放獲得的收入用于支持這些國家的脫碳努力。
結語
“國際法是一種論辯實踐，旨在說服如法院、同行、政治家和法律文本讀者等目標受眾，使其相信某人所捍衛之立場的法律正確性——合法性、正當性、正義性、可容許性、有效性等。”[31]
今年3月，我國在WTO貿易與環境委員會（CTE）會議上提議，以CTE為平臺“就貿易方面和某些環境措施的影響展開專門的多邊討論”，并以歐盟的CBAM作為首項議程。[32]在6月CTE會議上，我國的提案從邊境調節方式的公平合理性、“碳泄漏”風險的客觀衡量、CBDRRC的落實、發展中國家利益等角度為CBAM的多邊討論提供了建設性意見，得到了廣泛呼應。[33]我國駐WTO大使對于CBAM“不公平懲罰發展中國家”表示了嚴厲反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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