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問題不在于在采用碳邊境調節機制時是否（whether）應適當考慮，而是如何（how）適當考慮CBDRRC原則。”[18]
去年6月，在CBAM立法取得重大進展之際，我國商務部特別強調CBDRRC是全球氣候治理的基石。在政策評議過程中，歐盟強調CBAM應“尊重《巴黎協定》及其中的國家自主貢獻（NDC）與CBDRRC原則”。[19]然而，目前最終法案僅在鑒于條款（whereas clause）中原則性規定了對LDCs的財政與技術援助、對中低收入國家制造業脫碳的支持，及歐盟正努力（working towards）建設CBAM證書銷售收入的循環利用機制。[20]可以說，CBAM未能充分落實CBDRRC，潛在地限制了他國決定減排目標、手段的裁量空間，缺乏對發展中國家整體及其特殊成員的優惠待遇和實質性支持。
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巴黎協定》，CBDRRC的內涵發生了顯著變化。前者規定“各締約方應當在公平的基礎上，并根據它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的能力，為人類當代和后代的利益保護氣候系統。因此，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當率先對付氣候變化及其不利影響”。[21]《巴黎協定》的表述在此基礎上增加了“按照不同的國情”的修飾語。[22]這一小小的改動意味著一國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歷史責任、適應能力不再是唯二決定因素，當前、未來預期排放量可能被納入考量，使得責任拓展至后發工業化國家，分化發展中國家在多邊氣候協定下的談判
聯盟。由于責任分配的曖昧不明，CBDRRC本身無法回答一個關鍵問題：CBAM應基于何種標準認定“低”責任/能力國家，進而賦予其進口產品以豁免、減免等優惠待遇。
須承認，CBDRRC本身的內容、法律地位存在模糊和爭議性，但作為該原則的直接體現，《巴黎協定》對減緩（mitigation）行動的規定可為CBAM提供參照。當前，盡管多邊氣候協定不再支持“一刀切”豁免發展中國家在的強制減排義務，但各國均保留自主確立其減排目標、手段的靈活性、裁量權。與《京都議定書》不同，[23]《巴黎協定》沒有以附件形式僵化、武斷地定義不同類別國家的義務，而是規定各國有編制、通報并保持其NDC的義務。[24]鑒于CBDRRC，依其國情不同，各締約方可自主決定如何“逐步增加”和以“盡可能大的力度” 推行ND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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