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居民財富管理角度看，
金融市場作為供給端和居民財富管理作為需求端的結構性矛盾，不僅表現在現有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不能滿足居民財富管理需要，更表現在金融市場創造的不當金融產品和交易方式，會誘導居民形成錯誤的財富觀念、財富價值和金融投資行為。當前我國居民財富結構中存在著非常突出的“三高三低”問題，就是長期以來金融市場提供的產品、服務和交易方式不能滿足需要或不能正確引導的結果。
首先是居民的當期儲蓄率過高，始終保持在30%以上的水平，其中既有傳統文化的因素，也有金融市場貨幣幻覺的因素。居民認為只要財富數量在增加，財富似乎就在保值增值，并且遺傳后代。居民當期儲蓄率過高，當期消費率就必然過低，影響我國消費市場潛力的發揮。適度降低居民儲蓄率，不僅僅是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更是培育國內大市場的需要。
其次是房產在居民財富中占比過高。一方面，這是受二十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上漲所帶來的財富效應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國房地產交易過度貨幣化，在城鎮化過程中所形成的巨大的土地級差，地租沒有及時通過土地增值稅來進行調節，土地增值收益變成了居民房地產交易差價收入，從而引導居民形成了交易產生房地產價值的不正確價值觀。
第三，居民金融資產中銀行存款占比高。居民對銀行尤其是國有銀行有著天然的信任，資金存進銀行就等于進了保險箱。銀行存款盡管收益不高，但是提供了十分清晰的金融產品成本收益線。本金永遠不會損失，利息不管多少總是有的，無需費心。不像買保險產品，居民永遠算不清到底是虧了還是賺了。
對應“三高”，居民財富管理中自然就存在“三低”現象。首先是保險類資產占比低。居民在銀行的七十多萬億元儲蓄存款，絕大部分是用作養老和未來支出的保障性儲蓄，是長周期跨期交易金融資產。但是作為提供長周期跨期交易產品的我國保險類公司，由于其提供的產品缺乏清晰的收入成本線，居民無法判斷購買保險產品長期收益能否高過銀行存款，能否保值增值。因此，除了部分理財類保險產品和強制性保險外，居民寧愿讓資金低息躺在銀行賬戶上，也不愿意購買一般保險產品。
其次是股權類投資比重太低。股權投資是金融投資中的“頭道鮮”，長期收益率最高，應該成為居民財富管理的首選。然而由于我國居民主要通過二級市場直接參與股票投資。股市巨大的波動性抵消了長期股權投資高收益的吸引力。股票二級市場過度交易誘導居民形成了股權投資收益主要來源于交易過程的不健康的股權投資文化。
三是居民財富配置性收益很低。居民只關注少部分自己操作的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卻不關注家庭財富的整體收益率。居民不會關注買房和租房的巨大居住成本差異，不懂得自有住房也有租金機會成本。居民往往非常關注股票投資收益，卻沒意識到家庭中大部分財富都處于閑置、不產生收益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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