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無論定性為內部還是邊境措施，CBAM是WTO法允許的邊境調整措施。為保障公平競爭條件，與產品或其生產、銷售有充分聯系的國內稅、法規可邊境調節，其手段包括對標于國內稅的進口費、[11]國內稅或法規[12]。反之，若超越該范圍，CBAM將構成GATT禁止的進口數量限制。對此，法案表明雖然ETS有排放配額的上限，但“CBAM不應設定進口數量限制，以免限制貿易流量”。[13]因此，CBAM屬于WTO法認可的邊境調整措施。
其次，關于非歧視義務，CBAM可能違反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在國民待遇方面，CBAM可構成對同類（like）、非清潔進口產品的事實上歧視（de facto discrimination）。CBAM對進口產品征取的費用與其生產中的實際排放量掛鉤，但WTO法律實踐反對在認定同類產品時考慮投入品、生產與加工過程，除非這有助于確認產品間的競爭關系。相比于歐盟產品，清潔生產技術相對落后國家同類產品的進口將遭受嚴重打擊。對此，歐盟或將申辯說CBAM涉及的同類產品并非最終產品（如
鋼鐵），而是作為投入品的
能源（如煤炭）。CBAM證書的價格每周計算一次，以跟蹤歐盟ETS的碳價，因此在投入品意義上CBAM似乎不具歧視性。的確，“產品”在WTO判例中不限于最終產品，還包括中間產品、投入品，但CBAM對能源投入的“間接”收費仍表現為對最終產品的直接“收費”。后者的歧視性是貌似統一的計算公式也難以掩蓋的。另外，倘若CBAM造成了繁重的行政負擔，如獲取申報授權、履行報告義務、申請減免、核實
碳排放量的程序過于復雜、拖延，則原告可主張進口產品遭受了低于國內同類產品的歧視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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