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環境中，對檔案的信任依賴于對檔案機構及檔案工作者職業道德的信任。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階段，存貯檔案的場所通常具有神圣性，例如西方的神廟和中國西周時期的天府。在此階段，人們借助機構的神圣性實現對檔案的信任。但在數字時代，檔案機構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一方面，數字檔案具有載體和信息可分離性、易變性等特點；另一方面，隨著后現代的興起，檔案概念呈現出“泛化”趨勢，越來越多的非傳統、非官方的檔案資源進入公眾視野，例如社交媒體檔案、網頁檔案、私人檔案、
社群檔案等，權威性不再是檔案資源的固有屬性。此外，隨著后真相時代的到來，官方機構的公信力受到質疑，加之網絡上關于檔案篡改的新聞層出不窮，尤其是審計、紀檢監察、司法訴訟、稅務稽查等特定場景下，傳統的檔案信任機制無法有效運轉。
為構建適應數字環境的檔案信任機制，檔案界展開了三十余年的探索與實踐。在真實性、可靠性和完整性保障方面，已經形成基于管理與技術雙重邏輯的信任體系。其中，管理維度涉及制度規范和業務操作兩個層面，在制度規范層，需要建立規范的流程和要求，包括前端控制和全程管理；在業務操作層，需要對檔案形成至銷毀或永久保存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進行元數據著錄，定期對數字檔案進行檢測。技術維度主要有用戶身份識別、權限控制、數字摘要、數字簽名、可信時間戳等。其中，最具檔案特色的是全程元數據著錄，即基于背景關系的信任構建邏輯，尤以國際標準《信息和文獻.記錄管理過程.記錄用元數據.第1部分：原則》（ISO 23081-1-2017）提出的文件管理元數據模型最為典型。該模型包括文件、業務、責任者、法規標準和關系五類實體[5]，我國也據此制定了面向文書、照片、聲像等不同門類檔案的元數據方案，旨在通過呈現檔案與其業務背景間的關系構建檔案信任體系。在齊全性保障層面，系統研究了數字檔案的構成要素，形成了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等不同理論流派，目前得到廣泛認可的是由內容、結構、背景構成的三要素。在可用性保障層面，形成了以OAIS參考模型為框架，以保存規劃與管理方案為支撐，以格式管理、更新、復制、仿真、遷移、封裝等策略為核心的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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