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我國對國內
金融市場的規范、整頓、改革取得明顯成效。雖然新冠疫情加大了金融機構，尤其是中小銀行的壓力，但從美聯儲通過貨幣政策穩定美國股市的實踐來看，我國還有充分的政策空間來應對國內金融體系所面臨的問題。相比較而言，我國短期內金融安全的挑戰更多地來源于外部沖擊。2018年以來，我國政府顯著加快國內金融市場向外國機構投資者開放的步伐，并于近期又繼續推出了程度更高的金融開放新政。面對美國潛在金融封鎖，我國將不得不加快資本賬戶的開放，隨之而來的大規模跨境資本雙向流動可能會帶來匯率與資產價格風險。而對于跨境資本流動的嚴格管理卻又使得我們更難打破美國的金融封鎖。
因此，在未來幾年，即使實體經濟保持正常增長，我國的金融安全仍然面臨如下挑戰。
一是美國將一些中國高科技企業列入美國財政部“特別指定實體”名單，導致這些高科技公司的國際（貿易、技術與人員交往）業務將無法使用SWIFT和CHIPS等系統進行美元支付與結算。
二是包括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在內的中國金融機構將不得不繼續以某種方式維持被列入SDN清單的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國際支付與結算，因而將會面臨美國的二級金融制裁。
三是美國將對中國金融機構和實體企業實施有選擇、有步驟、逐漸加強的金融制裁。
四是面對美國的金融封鎖，我國將不得不按照美國預設的領域、通道與方式，開放資本的跨境流動。
五是基于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壟斷地位，美國有選擇的金融制裁一方面刺激資金回流美國、推動美元不斷走強，另一方面導致人民幣資產的持有風險上揚、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不斷加大。
六是美國對
香港實施有選擇的金融制裁，一方面阻礙香港發揮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作用，進一步有選擇地切斷我國金融機構與國際市場的聯系；另一方面則打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使得港幣與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面臨空前壓力，港幣危機的概率上升。
七是美國通過各種手段堵塞我國獲取美元流動性的主要渠道，降低我國使用美元儲備的靈活性，壓縮我國外匯儲備的操作空間，增加我國所持美元資產的不確定性，造成短期美元流動性的短缺。
八是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壓力突破承受點，我國在美國預設的資本跨境流動通道和方式上出現大規模資本外逃。
九是國際金融市場在美國主導下，集中做空人民幣資產，誘導人民幣出現惡性貶值，誘導人民幣和港幣發生匯率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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