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開放協議復興最有說服力的倡導者之一貝內特，一個出生在墨西哥的程序員。
他現在住在位于加州帕洛阿爾托市郊的一個小巷的三居室出租屋里，住戶就是他和他的女友、另一個程序員，加上一個不停變化的客人，一些客人屬于 Benet 的組織：協議實驗室（Protocol Labs）。
在九月的一個溫暖的日子里，貝內特穿著一件黑色的協議實驗室衛衣在門口迎接我。這個空間的內部讓人想起了 HBO 的「硅谷」里的孵化器/聯誼會會堂。它的客廳被一排黑色的電腦顯示器所霸占。
在門廳里，「歡迎來到瑞文戴爾（Rivendell）」的字樣在白板上潦草地寫著，這是對「指環王」里艾雯城（Elven city）的一種致敬。
「我們把這房子叫做瑞文戴爾，」貝內特不好意思地說，「但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瑞文戴爾。這里沒有足夠的書、瀑布或是精靈。」
貝內特現年 29 歲，他認為自己是上世紀 90 年代末和 21 世紀初曾短暫繁榮過的第一場 P2P 革命的孩子，那場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像 BitTorrent 這樣通常是非法地傳播媒體文件的網絡推動的。
那場最初的繁榮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聯網分散的開放協議根源的邏輯延伸。互聯網已經表明，你可以在基于群眾的網絡中可靠地發布文檔。
像 BitTorrent 或 Skype 這樣的服務將這種邏輯帶到下一個層次，允許普通用戶在互聯網上添加新功能：創建一個分布式的（主要是盜版的）媒體庫，就像用 BitTorrent 那樣。或者幫助人們通過互聯網撥打電話，就像使用 Skype 一樣。
貝內特坐在瑞文戴爾里的客廳/辦公室里告訴我，他認為隨著 Skype 和 BitTorrent 的興起，21 世紀初就像是「P2P 的『盛夏』」——它的黃金時期。
「但后來，P2P 就撞上了一堵墻，因為人們開始喜歡集中的架構。」他說，「部分由于 P2P業務模式是由盜版驅動的。」
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的畢業生貝內特以一種讓人想起埃隆馬斯克的方式說話：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掃視著你頭頂上的一片空氣，就像他在看一個看不見的提詞器來尋找措辭一樣。
他對協議實驗室正在發展的技術充滿熱情，但也熱衷于將其置于更廣闊的環境中。
對于貝內特來說，從分布式系統到更集中的方法的轉變，幾乎沒有人能預料到。
「游戲規則、管理所有這些技術的規則非常重要。」他說，「我們現在所構建的結構將會描繪出未來 5 年或 10 年后截然不同的圖景。」
他接著說：「當時我很清楚，P2P 是一件特別的事情。但當時我并不清楚的它的風險有多高。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我必須接過接力棒，現在輪到我來保護它了。
協議實驗室正是貝內特試圖接下這根接力棒的嘗試，它的第一個項目是對互聯網文件系統的徹底改革，這個系統包括我們用來定位網絡上網頁位置的基本方案。
貝內特把他的系統稱為IPFS，這是「星際文件系統（InterPlanetaryFile System）」的縮寫。
當前的協議 HTTP 將網頁從一個單一的位置下載下來，并且沒有內置的機制來歸檔在線頁面；
而 IPFS 允許用戶從多個位置同時下載一個頁面，并包括程序員所稱的「歷史版本控制」，這樣過去的迭代就不會從歷史記錄中消失。
為了支持該協議，貝內特還創建了一個名為 Filecoin 的系統，該系統將允許用戶有效地出租未使用的硬盤空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種數據的 Airbnb）
「現在，地球上有無數待機或閑置的硬盤驅動器，以至于它們的所有者只是在賠錢，」貝內特說，「因此，你可以將大量的供應帶上線，這將降低存儲成本。」
但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協議實驗室的雄心遠不止這些項目，貝內特的更大使命是在未來幾年支持許多新的開源協議。
為什么互聯網會從開放走向封閉？
一部分解釋在于「不作為」這一原罪：當新一代的程序員開始著手解決 InternetOne 未解決的問題時，只要程序員保持系統閉源，就會有幾乎無限的資金來源進行投資。
InternetOne 開放協議成功的秘訣在于，它們是在大多數人都不關心網絡的時代發展起來的，因此他們能夠悄悄地達到臨界數量，而不必對付富有的企業集團和風險資本家。
不過，到 21 世紀中期，像 Facebook 這樣有前途的新公司，即使在成為家喻戶曉的品牌之前，也能吸引數百萬美元的融資。而且，私人部門的資金確保了公司的關鍵軟件保持關閉狀態，以便為股東獲取盡可能多的價值。
然而，正如風險投資家 Chris Dixon 指出的那樣，還有另外一個在本質上比
金融更具有技術性的因素。
「假設你想建立一個開放的 Twitter，」Dixon 坐在 Andreessen Horowitz 紐約辦公室的會議室里解釋說，他是那里的一位普通合伙人。
「我在 Twitter 上叫做 @cdixon，那你怎么存儲這個信息呢？你需要一個數據庫。」
像 Facebook 或 Twitter 這樣的封閉架構將用戶的所有信息——他們的操作、他們的點贊和照片、他們在網絡上與其他個人的關系圖譜——放入一個由公司維護的私有數據庫中。
每當你查看你的 Facebook 新聞提要時，你都可以訪問這個數據庫非常小的一部分，只看到與你相關的信息。
運轉Facebook 的數據庫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復雜操作，依賴于遍布全球的成千上萬的服務器，由地球上最杰出的工程師們監管。
從 Facebook 的角度來看，他們為人類提供了一項寶貴的服務：為地球上幾乎所有人創建一個共同的社交圖譜。
他們不得不出售廣告來支付提供這項服務的成本——以及他們的網絡的規模賦予他們的影響世界各地二十億人的思想的驚人力量——是為了這共享社交圖譜要付出的一項雖然不好，但也不可避免的代價。
這種權衡在21世紀中期確實是有道理的；創建一個能夠追蹤數以億計的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數據庫——更不用說 20 億了——是只有一個組織才能解決的問題。
但是正如貝內特和他那些
區塊鏈傳道伙伴們急于證明的那樣，這樣的合理性可能不再存在了。
? 那么，當大型科技公司已經吸引了數十億用戶，并坐擁數千億美元現金的時候，你如何才能在這個時代讓新的基礎協議被有意義地采納呢？
如果你恰好相信互聯網在其當前的化身中對社會造成了重大的、日益嚴重的危害，那么這個看似深奧的問題——讓人們采用新的開源技術標準的困難——最終會產生重要后果。
如果我們想不出一種方法來引入新的、能與現有架構匹敵的基礎架構，那么我們就會被永遠困在現在的互聯網。
我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結果就是政府干預，以減少 Facebook 或谷歌的影響力，或者是某種來自消費者的反抗，鼓勵市場轉向更少霸權的在線服務，這就相當于是為了當地農民的市場銷路而放棄大型
農業設施的數字版。
這兩種方法都不會顛覆 InternetTwo 的基本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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