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些現代科技史的學生來說，互聯網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劇本。
就像 Tim Wu 在他 2010 年出版的書中提出的「總開關」那樣，所有主要的 20 世紀信息技術都有一個相似的發展模式：從一開始愛好者和出于好奇心和社團的玩具，到最后終結于跨國公司對股東價值最大化的持續關注。
Wu 稱這種模式為周期，至少在表面上，互聯網以令人信服的準確度符合這樣的周期。
互聯網最初是由政府資助的學術研究項目和業余愛好組成的大雜燴。但萬維網首次進入大眾想象中的 20 年后，它在谷歌、Facebook 和亞馬遜——也間接地從蘋果公司——這些在資本主義史上最強大、最有價值的公司中誕生了。
他們認為，事實上，互聯網的根本比以前的信息技術更徹底地開放和分散，而且如果我們成功地堅持這種根本，它本可以保持這種狀態。
網絡世界就不會被少數信息時代的巨頭主宰；我們的新聞平臺也不會這么容易受到操縱和欺詐；身份盜竊將遠不這么常見；廣告收入也將分布在更廣泛的媒體領域。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們可以將互聯網看作是相互堆疊在一起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系統，就像考古挖掘中的地質層一樣。
? 其中一層是由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開發的軟件協議組成的，并在 90 年代達到了臨界數量，至少在受眾方面是如此。（協議是通用語言的軟件版本，是多臺計算機同意彼此通信的一種方式。有一些協議控制著互聯網原始數據的流通，有一些協議控制發送電子郵件消息，以及有一些協議定義網頁地址。）
? 然后在他們之上，是另一層基于網絡的服務——Facebook、谷歌、亞馬遜、Twitter——在接下來的十年里，基本上都是這些服務掌控互聯網世界。
第一層——我們稱為 InternetOne——是建立在開放協議之上的，而開放協議則依次由學術研究人員和不歸屬于任何人的國際標準組織定義和維護。
事實上，最初的開放性仍然存在于我們周圍，以一種我們可能不太能意識到的方式。電子郵件仍然是基于開放協議 POP、SMTP 和 IMAP；網站仍然使用開放協議 HTTP 服務；比特仍然通過互聯網的原始開放協議 TCP/IP 傳輸。
你完全不需要了解這些軟件協議是如何在技術上運轉的，就可以直接享受它們帶來的好處。他們共有的關鍵特征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使用。
如果你想建立一個網頁，你不需要向擁有 HTTP 協議的公司支付授權費；如果你想用 SMTP 發送電子郵件，你不必向廣告商出售你的部分身份。
與維基百科一樣，互聯網的開放協議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基于人民群眾的產品。
要理解這些協議的好處是多么巨大而又難以察覺，那就想象一下其中一個關鍵標準沒有被開發出來會是怎么樣。
例如，我們用來定義地理位置的開放標準 GPS。
全球定位系統（GPS）最初由美國軍方開發，在里根政府時期首次被民用。在大約 10 年的時間里，它主要被
航空工業使用，直到個人消費者開始在汽車導航系統中使用它。
現在我們有了智能手機，可以從我們頭頂的 GPS 衛星接收到信號，我們利用這一非凡的力量做了各種事情，從尋找附近的餐館、玩 Pokemon Go，到協調救災力量，無所不包。
但是，如果當年軍方把全球定位系統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又會怎樣呢？
那么，估計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某個時候，表明消費者對建立精確的地理坐標感興趣的一個市場信號可能會流向硅谷和其他科技中心的創新者，因為這樣就可以把這些位置投影到數字地圖上了。
競爭對手之間肯定會有幾年激烈的競爭，他們都會把自己的專用衛星送入軌道，推進自己的獨特協議。
但考慮到從單一常見的方法驗證位置的效率，最終市場會選定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模型。
我們就叫那個假想的公司 GeoBook 吧。
最初，對于試圖在硬件和軟件中建立定位意識的消費者和其他公司來說，全面擁抱 GeoBook 將是一種飛躍。但慢慢地，一個更黑暗的故事將會出現：
一個能夠追蹤全球數十億人動向的單獨一家私人公司，會建成一個基于我們移動位置的廣告巨頭。任何試圖構建地理感知應用程序的初創企業在強大的 GeoBook 面前都很脆弱。
適當的憤怒論戰將會被寫來譴責天空中這個老大哥的公眾威脅。
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原因很簡單。
地理定位，就好像網頁和電子郵件地址和域名的位置一樣，是一個我們用開放協議解決了的問題。
正因為這是一個我們沒遇到的問題，我們很少考慮到 GPS 是有多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以及在它的基礎上開發了多少不同的應用。
開放的，分散的網絡在 InternetOne 層上非常活躍而且運轉良好。但是自從我們在 90 年代中期在萬維網上安定下來之后，我們就很少采用新的開放標準協議了。
在 1995 年之后，技術專家所解決的最大的問題——許多是圍繞著身份、社區和支付機制——都留給了私營部門去解決。
這在本世紀初帶來了一個強大的互聯網服務層，我們可以稱為 InternetTwo。
盡管互聯網開放協議的發明者們極具聰明才智，但他們沒有把一些關鍵元素放進開放協議。這些元素后來被證明對網絡文化的未來至關重要。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建立一個安全的開放標準來在網絡上確定人類的身份。
信息的單位可以被定義——網頁、鏈接、消息——但是人們沒有自己的協議：沒有辦法定義和分享你的真實姓名、你的位置、你的興趣，或者（也許最重要的是）你和其他網民的關系。
事實證明這是一個主要的疏忽，因為身份正是一個能從公認的解決方案中獲益的問題。
它是
以太坊的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所描述的「基礎層」基礎設施：諸如語言、道路和郵政服務、商業和競爭發生的平臺實際上都是通過在公共領域的底層來支持實現的。
在線下，我們沒有一個開放的市場來購買實體護照或社保號碼；我們有一些大多由國家力量支持的著名權威機構，用這些權威來想別人證明我們就是我們所聲稱的那個人。
但在網絡上，私人部門突然介入，填補了這一真空。因為身份具有普遍問題的特征，所以市場受到了很強的激勵要以一個共同的標準來界定你自己和你認識的人。
經濟學家們稱之為「報酬遞增」或「網絡效應」的自我強化反饋循環開始生效，經過一段時間在涉及如 Myspace 和 Friendster 的社交媒體初創企業的實驗后，市場決定了什么才是本質上明確你自己和你所認識的人的專有標準。
這個標準就是 Facebook。
Facebook 的用戶超過 20 億，它的規模遠遠超過了上世紀 90 年代末互聯網泡沫頂峰時期的整個互聯網。成立僅 14 年，用戶的增長就使它成為世界上第六大最有價值的公司。
Facebook 是可以劃分 InternetOne 經濟和 InternetTwo 經濟的鴻溝的終極體現。沒有一家私營公司擁有定義電子郵件、GPS 或開放網絡的協議，但是有一個公司擁有能夠定義今天的 20 億人社會身份的數據——而有一個人，名叫馬克扎克伯格，擁有該公司的絕大多數表決權。
如果你認為集中式網絡的興起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循環，而早期網絡開放協議的理想主義是一種年少輕狂的錯誤意識，那么我們就沒什么理由再去煩惱我們是怎么放棄了 InternetOne 時期的愿景。
究竟是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墮落的國家，沒有辦法回到伊甸園，還是說伊甸園本身就是一種必將被集權破壞的幻想。
無論在哪種情況下，試圖恢復 InternetOne 的架構都沒有意義；我們唯一的希望是通過監管和反壟斷行動，利用國家的力量來控制這些企業巨頭。
這是古老的 Audre Lorde 格言的變體:「主人的工具永遠不會拆除主人的房子。」你不能通過提供更多的技術解決方案來解決技術為我們創造的問題。你需要在軟件和服務器領域之外找到足以匹敵的外來力量才能瓦解壟斷集團。
但是在這個類比中，主人的房子是一個雙層小樓。上層建筑確實是無法用建造它的工具來拆除的，但是那下面的開放協議仍然有潛力去建造更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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