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元道先生，一年前您和我第一次對話的時候，
比特幣價格剛剛突破一萬美元，我們當時對于通證經濟的討論，很大程度上是對于 2017 年加密
數字貨幣市場大爆發的思考和反應。
從我們當時的觀點出發，一年以來在中國出現了一個規模不大、但獨樹一幟的群體，叫做“通證派”。現在整個市場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但加密數字貨幣市場整體暴跌超過 85%，就是被視為全行業最終信仰支撐點的比特幣也下跌了 80%。
很多人認為通證經濟也跟著就此涼涼了。我知道您這段時間東奔西走，與各界有識之士進行了很多交流，您對通證經濟的總體形勢如何評價？
元：這個問題要具體分析，不能大而化之的用“好得很”或者“一團糟”來形容。應該這么說，在將通證當成一種激勵、協作和記賬工具，與實體經濟相結合、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方向上，通證經濟不但繼續向前發展，而且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比牛市時更好的態勢。
但在通證
金融、也就是用
token 作為融資工具的方向上，受到熊市和各國政府監管的影響，現在確實處于一個相當艱難的時期，大家都在努力尋找出路。
具體到中國的情況，應該說通證激勵和通證金融兩極分化的情況更加嚴重。去年我們提出通證經濟的時候，國外對于 Token Economy 有了一些討論。我們本來只是希望國內的通證經濟能夠與國外同步發展，至少不要落后。但是從過去一年來的發展來看，情況出乎我們的預料。一方面，國內出于金融維穩的現實需要，對數字貨幣和利用通證的融資行為進行了嚴厲的禁止，相比之下，國際上給予通證融資的政策環境相對寬松得多。在這種環境下，國內的通證金融大大落后于國際，已成定局，而且在可見的未來，差距還會越拉越大。不過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在金融維穩、防范金融欺詐與發展新的金融工具、培育新的金融秩序這兩個選項之中，前者確實更契合目前國內形勢需要，因此某種意義上我支持監管當局的選擇。但也必須得說清楚這個選擇的代價。
但在另一方面，可能恰恰是因為國外通證金融的政策尚屬寬松，因此他們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相關課題上，對于通證激勵的研討和實踐進展較小。而國內的通證經濟在激勵理論探討的豐富度、實踐的密度、探索的大膽性等多個方面，大大超過了國外的水平。走到現在，我甚至可以說，中國的“通證經濟”已經與國外的Token Economy 或者 tokenomics 有了明顯的分野，已經走出自己的道路了。
對于國內通證激勵的發展，我非常樂觀。
孟：您似乎將通證經濟明確的分成了兩個部分——通證激勵和通證金融。我一直在通證經濟、尤其是系統機制設計方面進行一些研究和實踐，現在我們這個圈子里有“大通證”、“小通證”的提法，似乎跟您的說法不謀而合。所謂大通證，就是將融資、權益、流通、功能、激勵等多重功能集為一身的通證，也就是我們在前面一個階段熟悉的通證。而小通證，就是突出其激勵性、取消其融資功能、不具備可炒作性的通證。我是否可以認為，小通證就是通證激勵，大通證就是通證金融？
元：是的，事實上我也已經在很多場合里直接使用“小通證”、“大通證”這樣的說法。這是兩套相互關聯但并不同的邏輯，也就是兩套不同的打法。兩套打法之間可以相互轉化，但也可以各自獨立存在和發展。
我是八月份第一次提出“小通證”這個概念的，當時主要是受“小靈通”的啟發。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小靈通是個什么東西了，但在十幾年前，小靈通一度風靡一時。小靈通實際上是功能受限的移動通信，采用 PHS 制式，一般一個基站的覆蓋只有 10 多公里，而且在高速行駛時無法使用。但是由于它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因此取得了飛速發展，在中國移動通信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小通證同樣如此，雖然是功能受限的通證，但是符合中國目前的國情。因此基于目前的實際情況，國內的通證經濟應該以小通證為主，嚴守法律邊界，重點在于發揮通證的激勵能力，幫助企業降低交易費用和交易摩擦，與其用戶和合作伙伴建立新的協作關系。在這方面，中國的通證經濟界可以努力爭取成為全球領導者。而國外的通證經濟仍將沿著大通證、也就是通證金融的路線往前走。在這方面，中國的落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主動的選擇。
這也就是說，通證經濟已經衍生出兩套打法。
孟：您說的這兩套打法在整個
區塊鏈產業發展的大背景里是什么位置？
元：要講清楚這個問題，需要對整個區塊鏈的三套發展邏輯做一個現狀歸納。這三套邏輯分別是數字貨幣、區塊鏈和通證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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