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消費習慣，而且改變了人們對法院司法等政府服務的期待。
如今的法院系統無法有效應對不斷增長的糾紛，況且發生在網絡空間中的糾紛所占比例在日益增長。法院因此面臨著數字化、在線化轉型，以滿足民眾的新期待并實現數字正義。
甚至有觀點認為，傳統法院是工業時代的結果，在線法院是互聯網時代的產物；傳統法院必將衰落，在線法院必將興起。為此，世界各國都在探索在線運行的法院程序，英國較為典型。
2016年《民事法院結構審查：最終報告》提出在線法院設想。按此，英國在線法院將是一個獨立建制和特別規則的法院，利用互聯網新技術保障法院當事人的訴權，使當事人無需聘請律師就可實現正義。英國將投入10億英鎊使其法院系統現代化、數字化，到2020年完成這一司法改革。
數字正義、在線法院等概念對應著我國的智慧法院、互聯網法院等概念。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首次提出“智慧法院”這一概念，并于2017年4月印發《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加快建設智慧法院的意見》。
此后，
杭州、
北京、廣州三地的互聯網法院成立，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案件的網上起訴、受理、送達、調解、舉證、質證、庭前準備、庭審、宣判和執行等一系列流程。
立足于民眾的移動生活和消費習慣，微信及其公眾號、小程序等為智慧法院、互聯網法院的落地提供了絕佳的載體。各地法院紛紛推出基于公眾號、小程序的微法院，實現司法服務全流程在線化，并將當事人、律師、法官等主體全面連接起來，便利各參與方，顯著提高司法服務效率和質量。
而且借助自動化的軟件工具，在線司法程序能夠更好地實現案件分流，并與ODR等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實現無縫對接，實現更廣泛的數字正義。
在數字正義、在線法院、智慧法院等概念之下，我們認為法院的糾紛解決正在經歷三個重大轉變。
一是從物理環境向虛擬或半虛擬環境轉變。
完全在網絡平臺上運行的法院，以線下親臨和在線活動相結合的方式運行的法院，逐漸削弱了法院訴訟程序長久以來以物理邊界和特殊空間為代表的標記。
這也印證了法院是一項服務而非一個場所的觀念。司法創新依賴于這樣的觀念。
二是從人類干預和決策向自動化程序轉變。
自動化程序的使用降低了成本，增強了處理案件的能力。在法院中使用ODR涉及將算法引入司法決策程序。算法可以抑制法官的自由裁量，增加一致性并減少偏見。因此可以鞏固“正義”及“正義實現方式”。
但與此同時，算法也可能帶來偏見并挑戰我們對正義的渴望。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嚴格地監控這類算法的運行方式及指導算法設計的價值。
三是從以保密性為價值追求的糾紛解決模型向以預防糾紛為目的收集、利用、再利用數據的糾紛解決模型轉變。
由于法院越來越多地依賴數字技術和ODR程序，其開始視數據為糾紛解決程序的一個核心特征。
換句話說，這是從傳統司法向大數據司法的轉變，基于
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數據處理和分析活動在糾紛解決、預防、預測以及未來法律規則制定方面開始扮演重大角色。
由于軟件在組織、解決和預防糾紛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大的角色，司法程序的本質正在發生改變。
誠然，我們對正義內涵的理解有望被重塑。總之，人們正在塑造新型訴訟程序：更少對抗性，更靈活，更有活力，更透明，更高效，以及更平衡。
以此方式部署技術的法院正向著數字正義的目標奮進，同時增強“正義實現方式”（access to justice）和“正義”（justice）、效率和公平。
然而，考慮到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時代持續增多的糾紛數量，糾紛解決方式還遠遠供不應求。對于人工智能、
區塊鏈、大數據等新興技術能夠為糾紛解決和預防做什么，人們需要達成共識，并努力推動技術與糾紛解決和預防的進一步融合。
薩斯金在《明日世界的律師》一書中指出，在線糾紛解決機制（ODR）從根本上挑戰了傳統法官和律師的工作。長遠來看，除了疑難復雜、標的金額比較高的糾紛以外，ODR將成為其他所有糾紛的主要解決方式。
筆者認為，在不遠的將來，這很有可能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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