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幫信罪的成立要求幫助者主觀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該罪近年來判例激增，其判決數量已成為繼危險駕駛罪和盜竊罪之后的第三位，案件數量激增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其“明知”要素在司法實踐存在認定泛化與擴張的趨勢。
2.“網絡犯罪解釋”第11條對于“有相反證據的除外”的但書規定，應當認定為明確給與被告人以抗辯權，被告人依據該項權利提出的證據不需要達到確實、充分之標準，否則在“控強辯弱”的大背景之下，該但書規定將被直接架空，成為徒有權利保障外表的“花瓶”。
3.基于上述情況，颯姐團隊主張對于幫信罪“明知”的理解，應當采取“確切知道”的判斷標準，對于“推定明知”規則的運用應當更為謹慎，被告人提出的抗辯證據不需要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當被告人提出相反證據抗辯時，控方必須提出相應的證據予以反駁，且該反駁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之標準，否則法官即應采納被告人的相反證據抗辯。
所謂“幫信罪”，即規定在我國《刑法》第287條中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近年來，隨著大數據、云計算、AI等網絡信息工具取得了突破性發展，雖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民眾的生活水平帶來了較大的提升，但各類犯罪活動也在網絡世界中找到了新的沃土。2019年后，以最高檢出臺一系列關于信息網絡、數據類司法解釋為節點，我國司法機關開始對信息網絡類犯罪重拳出擊，以幫信罪為代表的各類數據犯罪一時之間暴增。今天颯姐就從幫信罪入手，為
金融領域、科技領域的從業伙伴們解析數據犯罪，避免踩線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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