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起源于信息革命，在較長時間內，數字和電信、互聯網、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等傳統通信行業密切關聯。隨著經濟部門交互發展，數字逐漸滲透、融合于廣泛的實體產業，大大提升了相關產業的產量和生產效率，成為驅動經濟發展的主引擎。現階段，數字發揮的引擎效應已從經濟層面逐漸延伸至更廣泛的社會層面，覆蓋
農業、公共衛生、教育、就業、性別平等、氣候變化等發展領域。OECD在《經濟和數字機會》報告中指出，數字是幫助實現農業、教育、衛生、環境、政府治理等發展目標的重要手段，在創造新的發展合作模式上的潛力巨大。據統計,數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長0.5%至0.26%。由此，數字是各國發展的新舞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愿意錯過數字經濟的紅利。負責任的大國應主動加強數字合作，幫助弱勢群體獲取數字紅利，促進可持續發展。
從數字發展的硬件條件看，過去15年，電信基礎設施的有效部署推動了互聯網的迭代更新，實現了用戶的聯網需求。從有線接入到移動接入，從撥號上網到光纖到戶，電信技術的發展推動互聯網以更便宜、更方便、更快捷的方式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普及。2019年，全球超過一半的人在使用互聯網，手機普及率更是涵蓋超過全球五分之四的人口，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為開展全球數字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發展中國家農村和偏遠地區，電信基礎設施的普及、信息技術的利用等方面進展依然緩慢。
從發展中國家意愿看，盡管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起步較晚，但當前多數國家已抓住數字發展新機遇，開展數字化規劃布局。盧旺達、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尼日利亞、南非等非洲國家在完善通信設施、
電子商務、數字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的合作需求空間巨大。越南、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將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明確列為國家優先發展方向，著手推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健全監管法律框架，推進無現金支付，完善物流配送。特別是，為緩解疫情給貧困地區帶來的沖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已開始采取相應的數字方案以緩解危機。例如，開展緊急線上轉移支付，避免現金支付中斷使弱勢群體陷入經濟困境；推進線上教育，防止日常教學大面積停滯；探索
電商合作，為農產品銷售尋找出口等。也應當看到，由于數字基礎設施和技術匱乏，發展中國家在數字發展方面亟需得到國際社會資金和技術的支持。
從國際數字發展合作的形勢看，隨著越來越多傳統援助國和國際組織對數字發展合作開展頂層設計、理念引導和實踐操作，數字發展合作或將快速演變為“主流化、常態化”的國際發展合作新模式。近年，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傳統援助國已相繼出臺國家數字戰略，力圖搭建國家層面的數據治理方案，其相應發展機構也紛紛制定戰略和政策，部署行動計劃，搶占數字合作先機。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和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已分別發布了國家第一份數字發展合作戰略文件，宣布支持發展中國家實現開放、安全和包容的數字生態系統。此外，聯合國、世界銀行、非盟、歐盟等多邊組織陸續出臺方案或計劃，鼓勵發展中國家抓住全球數字化發展機遇，并從數字基礎設施、法律法規、技術研發、融資等方面提供援助。例如，世界銀行在科特迪瓦實施了電子農業項目，項目促進了100萬戶以上農村家庭用上可負擔的寬帶，作物生產和價格信息得到實時傳播，小農生產力得以提升。
總體看，國際數字發展合作領域初步呈現出若干特點：合作理念上，數字作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新動能、新載體、新引擎的功能已基本成為全球共識；合作方式上，公私合作已成為數字發展合作的典型模式，公共部門更多聚焦于改善商業運營環境，提供基礎設施、政策、法律法規等公共產品，發揮監管和催化作用，而私人部門則是價值增值的驅動者，發揮前線探路和技術指導作用；合作方向上，國際社會呼吁加強建設發展中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同時也重視培育數字使用能力、改善數字營商環境、增加孵化創新機會、提供
金融服務配套等軟性援助，以美、日、英、德等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更傾向軟性投入。由于數字具有與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層面融合度高、提質增效快等鮮明特征，未來，數字將快速與農業、醫療、教育等發展領域相融合，孕育出國際發展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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