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福特汽車發明了第一條流水線后,勞資力量發生了逆轉。泰羅制利用了分工理論研究工人的“動作”,流水線以機械化的方式落實了泰羅制。在流水線上,工人的身體、動作、時間、精力被重復的機器綁架。最早斯密在《國富論》中擔憂,分工可能導致知識退化。到了流水線時代,工人已經被“機械化”【7】
誰也無法否認,基于分工的泰羅制及流水線帶來的工業效率革命。但是,這一工業效率背后潛藏著另一種“剝削”,那就是資方對勞方“交易剩余”的剝奪。工人只能利用大型工會,與資本家博弈,并在信息上、力量上形成相對均勢。
我們知道,馬氏創造了剩余價值理論批判資本家的剝削行為。巴斯夏、米塞斯等經濟學家,與馬氏對抗,捍衛自由主義,被認為是資本家的代言人。但是,這兩派勢力都未能揭示問題的根本。
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年輕時經歷過勞資矛盾所引發的極權主義斗爭(《經濟人的末日》,1937)。他在后來的《公司的概念》中批判了泰羅制及流水線對勞方的“剝奪”。他認為,這種方式違背了人的特性,抹殺了人的動機、興趣、感受,以及綜合、平衡、控制、判斷等優勢【8】。
但是,不管是馬氏、米氏還是德氏都沒能揭示勞方的“交易剩余”被資方剝奪。人們忽略了斯密在《國富論》中的另一種擔憂:知識積累帶來規模遞增,規模遞增引發市場集中【7】。不管是流水線還是系統算法,正是利用了技術的壟斷優勢,幫助資方建立了信息優勢和議價優勢。
在流水線上,任何工人都必須在某個時間比如1秒鐘,完成一道工序,消滅了“磨洋工”。流水線上的時間,相當于給所有工人確定了強制性的價格。不管工人是否愿意,這個價格剝奪了工人的“交易剩余”。如果資方發現工人的動作越來越嫻熟,還有時間,即交易剩余可以榨取,便會調高流水線的速度。
如今,騎手變成了被算法支配的流水線上的工人。騎手們的工作時間完全被系統支配,當算法深度學習后發現還可以壓縮時間,那么騎手們的“交易剩余”又被削減。
理論上,算法還可以對每一個騎手實施“大數據殺熟”。針對每個騎手的數據確定不同的配送時間,相當于給每個歧視實施不同的“歧視性價格”,以完全剝奪所有騎手的“交易剩余”(不確定是否存在)。這就構成了一級價格歧視。
資方居于信息優勢方,騎手處于信息貧乏方,在算法面前沒有任何議價能力。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交易雙方利用各自的信息,與對方進行價格博弈,本是一種正常的合理的競爭行為。正是這種競爭行為才促進技術進步及效率提升。但是,在自由市場中,其中一方獲取了信息壟斷優勢,比如平臺掌控了私人數據,對另一方實施價格歧視,最大限度地榨取“交易剩余”,那么價格將扭曲,經濟效率也會下降。騎手的部分收益被平臺攫取,財富長期向平臺傾向,打亂自由市場的分配機制。
可能有人會提出,自由競爭會解決這個問題。不愿意干騎手,可以去工廠上班。正是因為工廠上班工資太低,才更多人做騎手。
真實的邏輯是,流水線“壓榨”了工人的“交易剩余”。工人跑去送外賣,然后被算法壓榨了“交易剩余”。工人和騎手的收入被壓低,也會拉動整個勞工市場的工資水平。甚至,還可能對其它行業構成不正當競爭。比如,平臺壓榨了騎手的“交易剩余”,降低了外賣配送成本,還提高了配送效率,方便面企業卻因此遭了殃。
算法可以支配騎手,也可以支配我們每一個人。
在大數據時代,平臺理論上可以掌控每個買家的信息,對下壓榨每個買家的全部“消費者剩余”;也可以掌控每個騎手的信息,對上壓榨每個騎手的全部“交易剩余”。平臺兩頭都可獲得超額的壟斷利潤,導致財富向互聯網巨頭集中。
比較中國與美國的互聯網生態,我們會發現一個明顯的不同。中國互聯網形成了兩大系,這兩大系都熱衷于終端的橫向擴張,勢力范圍囊括零售、醫療、消費
金融、網絡支付、出行、住房、媒體、旅游、商業服務、物流。
由于美國的反壟斷法是條高壓線,Facebook、谷歌、微軟、亞馬遜等公司不敢過度橫向擴張,只能往縱深領域發展,如操作系統、
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無人駕駛、通用芯片、導航系統、編程語言、機器人、基礎科學等。
中國互聯網公司極少進入這些領域,而這些縱深領域才是核心技術所在。不可否認,中國互聯網巨頭在大數據、云計算及算法領域投入巨大。但是,這些領域所獲得的成果,目的是為了在終端獲取最大的“交易剩余”。在終端領域的擴張,中國互聯網巨頭獲得了巨大資本紅利,大量冠以大數據、云計算概念的終端消費公司上市套現。
終端橫向擴張的互聯網生態至少造成三大問題:一是資本、人才無法進入縱深領域,核心技術創新不足;二是我們的生活被一個個強大的算法支配、包圍和鎖定;三是平臺算法上下通吃,攫取了全社會的“交易剩余”,制造了財富集中及貧富分化,甚至出現有效需求不足。
價格歧視理論揭示了被大數據、云計算“偽裝”的算法剝削。
中國的價格法規定,價格歧視是不正當價格行為。同時,即將在10月1日實施的《在線旅游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規定》禁止了大數據殺熟行為:在線旅游經營者不得濫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基于旅游者消費記錄、旅游偏好等設置不公平的交易條件,侵犯旅游者合法權益。
近些年,美國及歐洲掀起了數據民主化運動。歐盟議會于2016年通過《通用數據保護條例》。該條例規定,任何收集、傳輸、保留或處理涉及到歐盟所有成員國內的個人信息的機構組織均受約束。這條例明確了個人數據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
2019年7月8日,英國信息監管局發表聲明說,英國
航空公司因為違反《一般數據保護條例》被罰1.8339億英鎊(約合15.8億元人民幣)。
雖然個人擁有保護數據的責任,但是根據漢德公式,最低成本的辦法是限制大公司、大平臺。1942年,美國訴羅爾拖公司一案中,法官漢德創意性地提出了一個公式來判案。漢德公式的意思是,預防未來事故成本小的一方應該受到限制。私人數據“被迫”存于平臺之中,如果要每一個用戶都保護好自己的數據隱私不被濫用顯然不現實。
要杜絕大數據殺熟,必須解決個人數據私有化問題。分布式信仰者試圖通過點對點技術、加密算法等構建去中心化數據庫。極客們不僅面臨賽道擁堵、自治憲法等技術性挑戰,還面臨奧爾森所述的權力挑戰。
反科技“狂人”希爾多·卡辛斯基曾在《工業社會及其未來》一文發出警告:“工業化時代的人類,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機器控制,就是被機器背后的少數精英所控制。”
如果數據不私有化或未建立對算法的有效管控(注意前提),算法即剝削。
參考文獻:
【1】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賴祐萱,人物;
【2】外賣騎手困局背后 企業利潤與ESG之間如何平衡,黃婉儀,21世紀經濟報道;
【3】我們正掉入外賣陷阱,竺晶瑩,虎嗅;
【4】歧視經濟學,貝克爾,商務印書館;
【5】福利經濟學,庇古,商務印書館;
【6】經濟學原理,馬歇爾,商務印書館;
【7】國富論,亞當·斯密,中央編譯出版社;
【8】公司的概念,德魯克,機械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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