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幣允許用戶在無需信任任何第三方的情況下存儲和轉移價值。然而，每個區塊最多只能記錄4,400筆交易(如果算上一對多支付，會更多)。在所有其他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比特幣的容量受限于區塊的大小。當前的區塊大小限制是由技術和激勵相容（incentive-compatibility）的原因所致，不太可能很快消失。
有些人推斷，你可以通過增加區塊大小來給區塊擴容。雖然這的確會增加交易筆數，但這些交易得到的保證則會更差。因此，比特幣通過排除安全容量限制之外的使用來保護其根本特性。安全容量限制（safe capacity limit）可隨時間擴展，例如通過閃電網絡（Lightning）之類的附加層來實現擴展。
筆者認為，上述正統觀點看似正確，但比特幣排除用戶的能力實則被高估了。雖然比特幣可以控制網絡內部的用戶數量，但它無法控制通過托管銀行訪問網絡的用戶數量。該銀行層的增長不受協議控制，并且可能發展為比特幣的系統性風險。
用戶之所以采用托管銀行（custodial bank），是因為其在多個維度上提供了更低的交易成本。具體可能包括更強的網絡效應、更快的支付清算、追索權（legal recourse）、更低的交易手續費以及交易所或貨幣市場等
金融服務的獲取權。
如今，大家都認為，未來的“比特幣堆棧（Bitcoin stack）”將由不同的層組成，這些層分別代表信任/成本圖（trust/cost graph）上的特征點。當較高層發生故障時，用戶可以退回較低層。
本文將首先展示托管銀行層如何給比特幣造成系統性風險，然后分析托管銀行層增長的驅動因素，最后闡述如何防止給比特幣帶來消極后果。
托管銀行層如何給比特幣造成系統性風險
試想一下，如果未來有2億人使用比特幣，其中大多數人通過托管銀行層使用。這些銀行利用基礎鏈（base chain）作為銀行間結算網絡。用戶用比特幣借據（Bitcoin IOUs）代表比特幣存款來進行交易。
這一安排的長期穩定性是誰對誰有影響力的問題。如果用戶可以隨時離開，去競爭對手那里交易(包括系統的去信任層)，那么托管銀行系統就會受到約束。但如果用戶被鎖定，那么權力就掌握在銀行(進而政府)手中。用戶是否被鎖定取決于退出系統的成本。
手動退出成本
當政府可以介入并取消比特幣的可贖回性（redeemability）時，這可能被視為將系統的退出成本推高至無窮大。政府可能發現很難控制網絡層本身，但在這個例子中，它們根本無須如此，因為它們已經控制了銀行。
1933年2，美國政府充公黃金；1971年3，美國停止履行外國政府或中央銀行可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的義務。這兩個案例便是上述情況的真實寫照。
如果比特幣的可贖回性被取消，根據達里奧的長期債務周期（long-term debt cycle）理論，比特幣即完成了回歸法定貨幣（fiat money）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比特幣標準的規則仍然遵循比特幣協議的規則，因此這并非一個用戶可以在協議層“UASF”（用戶激活軟分叉）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響應的情形。用戶任由它成為了一個政治問題，現在需要用政治途徑來解決。
自然退出成本
實際上，政府甚至可能無須取消比特幣的可贖回性，因為退出成本可能自然增長至非常大。
以銀行擠兌（bank run）為例，假設2億人全部，或者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想離開銀行系統，并將堆棧向下移動到去信任程度更高的層。其中一部分人可以成功地實現過渡，但他們就如同拍賣會的贏家，將交易手續費抬高至數千甚至數萬美元。剩下的人則只能留在更高的層。
如果較高層相對于較低層的容量增長過大，人們就會失去向下移動的選擇權。當用戶發現自己被永久鎖定在更高層時，政府就可以在系統中安全地征收各種稅或變更各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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