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
低碳經濟來臨的年代，人類能不能從黃金貨幣、虛擬貨幣順利過渡，到達碳貨幣時代——并使碳幣成為替代黃金、美元之后的主權儲備貨幣，內里爭奪正在預演。
從美國對哥本哈根會議的游移態度，多少說明美國對此疑慮在于：對歐洲主導的這一所謂低碳經濟形態，美國應該處于什么角色，以及能夠占據何等地位。而當年英國提出低碳經濟的實質就是直指低碳
金融——試圖將華爾街的輝煌重新吸引到倫敦城，奪回二戰之后失去的金融重鎮。
作為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能與美國抗衡之另一極，非英國及歐洲共同市場莫屬。從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及市場經濟的發展風頭被美國發揚光大之后，英國盡管在政治及外交領域俯仰美國鼻息，但在經濟及金融方面一直心有不甘。特別是在美國成功地締造了網絡經濟即所謂新經濟時代、將自身從傳統工業革命完整脫胎而出，等于是與英國及歐洲的傳統實現了一次斷裂。這一斷裂，實質上是使美國在歷史文化方面的“獨立”更加徹底和完整。很顯然，英國及歐洲認識到了美國的這種斷裂，所帶來的將是對局形態的不可回避。倘若英、歐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拿出對局的本錢或棋子，迎接自己的將是美國的強權時代。低碳經濟能不能成功地替代或超越美國主導之新經濟形態，無疑關系到英、歐與美國對局制勝的砝碼。
因此，作為低碳經濟的始作俑者、氣候及減排的主導者和鼓吹者，英、歐與美國之間除了深層次的競爭之外，也存在著現實沖突。假如說圍繞氣候及環境安全問題存在著這樣一個梯級的話，則是歐洲-美國-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家這樣一個循環。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僅僅適用于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同樣也適用于英、歐與美國之間。而歐洲如此起勁地鼓吹和布道低碳經濟，更將目標直對美國與新興市場經濟體，并試圖激化矛盾。
至此，歐洲已經將自己置身其外，再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裁判官”，為低碳經濟形態制定一攬子完整有效、旨在遏制美國、決勝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戰略計劃。
只要認識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對哥本哈根的非冷非熱態度。因為所謂的新經濟形態，說到底則是規則的安排，即由誰來主導或掌握規則的制定、以及核心要素的定價權。
從某種意義上，美國作為一個高處不勝寒的“巨人”，所面臨的外部圍困程度，并不亞于某一個單一的新興市場國家。假如說誰先污染即誰先發展，則誰就必須為后污染者承擔更多責任的話，不甚準確的比喻則是英國及歐洲先污染了美國等、接著美國又污染了新興市場經濟體。但由于歐洲與美國經濟發展時距不甚很大，所以就只能叫相互污染。現在，英、歐則巧妙地利用了誰是世界強國，誰就是污染世界的“元兇”這樣一個想當然的假設而偷換了概念。所以，一旦美國不積極配合，則將成為世界的公敵。
當然，作為屢嘗貨幣政治甜頭、并對金融極權工具駕輕就熟的美國，受制于人顯然不符其國家“性格”。美國的制度強勢，不在于其如何完備，而在于拿來主義的消化功能，即無論任何被美國認為有用的東西，都會被毫不猶豫地吞噬干凈。所以，哥本哈根會議只能是又一次提醒了美國，如何發揮自身的消化功能，去尋找下口的要害之處。
當新興市場經濟體沾沾自喜于類似“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時，其實這一把雙刃劍的另一面才是根本的穴位，即發達國家承認自己對環境污染的“原罪”，并積極加以改正，但與新興市場經濟體付出的代價相比，如同微末：發達國家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轉移補償”，既華而不實也缺乏操作性。同時，在下一步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加以非低碳經濟制裁時，輸出自身的低碳技術、低碳規則而埋下伏筆——讓新興市場花錢買規則。也許，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就在于此種手法運用得駕輕就熟。
綜上可知，新興市場經濟體要想從根本上擺脫、或者稍微遠離低碳經濟時代的裹挾，出路不在于如何降低能耗(盡管這也非常重要)，而在于如何制定本國具有防火墻功能的
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及其運行機制。與其計較于發達國家對自身“補償”的蠅頭小利，不如通過創新應用，以最短的時間，控制和掌握本國或本市場的
碳交易主導權和定價權，才具備未來不會太遠的全球碳交易共同市場的對局“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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