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問：“你在歐洲的時候，會投資哪些區塊鏈項目？”
曹寅說：“從主鏈，到協議，到DApp都會去投。我們看到的是它的創新……而不在于它是DApp，還是協議。看它有沒有解決區塊鏈行業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上圖的“原始創新”，也就是曹寅采訪中所說的“原生創新”。他說：“所有原生性科技的突破其實都離不開理論上的突破……（這種）突破大部分是從學校產生的……歐洲很多原生式創新都是從學校里出來的，像量子力學、牛頓力學、相對論等等。區塊鏈像一個‘容器’，關鍵要看往里面倒什么東西，而理論指的就是里面這個東西。通過經濟學、社會學理論的創新，再用區塊鏈技術表現出來。”
歐洲區塊鏈的“原生創新”給曹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列舉了愛沙尼亞塔林科技大學的MerkelChain和IOTA、Cardano等從歐洲大學走出來的區塊鏈項目。這種“原生創新”，曹寅認為，是歐洲和中國區塊鏈行業的一個大的不同點。
“一個區塊鏈項目是不是從學校里走出來的，真的有那么重要嗎？” 記者問。
曹寅說：“很重要，這意味著你是不是以科學的方法論進行開發。工程創新是需要理論基礎和方法論的，學校教的不光是知識，還有方法論。如果沒有經過比較好的學術訓練，是不會有方法論的基礎的。這也是為什么現在很多項目到后面就做不下去的原因……中國的公鏈沒有從學校里走出來的。”
除了技術之外，社區是歐洲和中國區塊鏈行業另一個不同點。而社區的不同主要體現在“投機性”上，曹寅說，歐洲從20世紀以來，一直處于動蕩的狀態，從一戰、二戰、冷戰、科索沃戰爭俄羅斯-格魯吉亞戰爭、烏克蘭戰爭到經濟危機、恐怖主義、難民潮。歐洲人不相信“未來會更好”，而中國恰恰相反，所以歐洲數字貨幣投資的投機性并沒有那么強，這就導致了歐洲的區塊鏈項目也沒有那么強的投機性。這一點或許能體現在項目估值上，他說：“歐洲項目估值很低，中國項目估值偏高……歐洲很多項目是主網上線或DApp做出來之后，才開始發幣ico的。”
在采訪的最后，曹寅和記者聊到了澳大利亞的區塊鏈行業。他說，不光是區塊鏈，澳大利亞也很少有互聯網公司，是因為缺少這種“基因”。同樣的道理，歐洲的區塊鏈產業之所以與其它國家不同，也許就是“基因”的不同，導致了理念上的不同，進而發展出了不同的技術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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