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M對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落實

在強制推行統一標準之外，CBAM未能賦予低責任、低適應能力國家以實質性的優惠待遇。CBAM的最終法案僅承諾為LDCs提供“可取的”（desirable）財政、技術援助，一方面不合理地限縮了援助范圍，另一方面對LDCs的支持力度不足。首先，歐盟不應將非LDCs的發展中國家排除在援助范圍之外。歐盟委員會承認，“若缺乏補償機制，LDCs可能主張CBAM的引入迫使其承擔不成比例的負擔……與[CBDRRC]原則產生沖突”。[26但這一理由同樣適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考慮到“增強支持”對于發展中國家“在行動中采取更高雄心”的必要性，《巴黎協定》明確發達國家應提供財政支持，以協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其減緩目標。[27]其次，正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所呼吁，[28]LDCs、SIDs應豁免于CBAM。在《巴黎協定》下，作為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vulnerable）的兩類發展中國家，LDCs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可自主“編制、通報反映其特殊國情的溫室氣體減排戰略、計劃和行動”。[29CBAM實際上剝奪了《巴黎協定》賦予這兩類國家在減排政策上的自由裁量權。

雖然法案表示歐盟正著手引入收入循環機制，但在應具體投入財政援助的收入比例上保持沉默。在立法過程中，歐盟甚至曾設想用這些收入應對歐盟內部新冠疫情的經濟影響，支持對綠色化、數字化轉型的投資。[30]鑒于CBDRRC，歐盟應將從發展中國家碳排放獲得的收入用于支持這些國家的脫碳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