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家層面先后出臺了指導、規范平臺經濟發展的多份文件，既有整體角度的鼓勵性文件，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也有各部門旨在解決特定問題的約束性文件，如中央網信辦等九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此外，還有一些指南性質的指導性文件已經發布或正在制定之中。
這些文件基本構建了我國平臺經濟監管的政策體系，確立了平臺經濟發展與規范并重的政策導向。在此基礎上，此次發改委等九部門新發布的《意見》，則具有“集大成者”的屬性，它從新的經濟形勢與戰略高度，提出了平臺經濟發展及監管的新要求與新舉措。
《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對于平臺經濟，《意見》給出的首要態度就是強調規范與發展并重，注重全面提升平臺經濟的市場監管能力和水平。
《意見》提出，要“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重點行業和領域，加強全鏈條競爭監管執法”。這包括依法查處平臺經濟領域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等行為、嚴格依法查處平臺經濟領域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行為等。
提高
金融領域監管執法水平也緊隨其后。《意見》提出，要強化支付領域監管，斷開支付工具與其他金融產品的不當鏈接，依法治理支付過程中的排他或“二選一”行為，對濫用非銀行支付服務相關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加強監管。規范平臺數據使用，從嚴監管征信業務，確保依法持牌合規經營。
此外，在數據信息安全特別是個人信息保護方面，《意見》也要求要嚴厲打擊平臺企業超范圍收集個人信息、超權限調用個人信息等違法行為。從嚴管控非必要采集數據行為，依法依規打擊黑市數據交易、大數據殺熟等數據濫用行為。
對此，我國知名反壟斷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時建中分析認為，《意見》直面平臺經濟領域的新問題并確立了新形勢下的監管重點。平臺經濟發展中的不規范問題，在競爭失序、數據和信息安全等方面表現得較為普遍。《意見》對這些問題都著重予以了回應，同時也突出了對上述問題的監管重點，這表明我國市場監管執法的專業性和精準性水平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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