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發行數字人民幣的動機長期以來受到外界的諸多猜測，央行
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
長春在10月25日舉辦的第二季外灘
金融峰會上明確解釋了央行發行數字人民幣的兩個原因，即貨幣發展的歷史趨勢和現金需求的變化。
第一，歷史上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催生私鑄和官定貨幣的博弈。民間貨幣的發行者自己決定錢幣的重量、成色和標準，這就加大了社會成本。近幾年
比特幣和Libra等全球性穩定幣也在試圖發揮貨幣的職能，這些加密資產以去中心化地方式來處理支付交易，會侵蝕國家的貨幣主權，因此現鈔的數字化壓力越來越大。
第二，目前現金絕對使用量還在增長，這就說明零售環節的法定貨幣數字化供給并未跟上需求變化，特別是在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金融服務覆蓋不足，公眾對于現金依賴度比較高。對于一些數字弱勢群體，比如說有些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排斥使用智能終端的人，電子支付的發展不僅沒有提高金融的包容性，反而出現了金融排斥現象。貨幣本來就是一個公共產品，是為社會所有群體來服務的，央行應該為包括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在內的所有老百姓提供普惠性的、使用方便的、數字化的央行貨幣。
更進一步分析而言，如今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在激烈競爭下，越來越追求支付場景的「獨占性」，為消費者支付帶來諸多不便，數字人民幣以及獨立APP的推出則有利于打破零售支付壁壘和市場分割，避免市場扭曲，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促進普惠金融。
而在今年新冠疫情基本結束、全面復工復產之際，多地政府推出消費券以刺激市民消費欲望，但這些消費券的發放大多通過支付寶與微信進行，
深圳在10月初推出的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則反映出，地方政府未來通過數字人民幣APP將擁有直接觸及市民支付賬戶的能力，可以減少對第三方支付工具的依賴，提升經濟調控的自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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