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式的禁令模式長期而言有欠妥之處。
ico是一種融資方式，并未專為投機者而設計，若能將其加以合理利用，如針對特定適格投資人，采用一定期限內“小額公開發行豁免制度”，有利于解決中小企業
區塊鏈創業融資難的問題。如前文所述，盡管中國已全面禁止ICO，但縱覽天下大勢，ICO顯然沒有完全停止，ICO跨境活動極其便利。禁止ICO的國家，其國內公民很難置身事外，并且會使國內資金外流。我們認為，待時機成熟，ICO在國內有限制性放開的必要。
針對區塊鏈領域的風險，中國
金融監管機構未來應該把握平衡金融創新和風險防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官員在討論虛擬貨幣時提出，為避免過度監管而扼殺創新，任何對虛擬貨幣的政策反應都需要在強力處置風險和濫用之間取得適當均衡。最初的關注點應放在與有關虛擬貨幣最緊迫的問題上，包括金融健全、消費者與投資者保護和偷稅漏稅等，而把間接風險（例如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留到后續階段。畢竟，雖然虛擬貨幣和ICO在便利洗錢、毒品交易、逃稅等違法犯罪活動、網絡安全風險和消費者利益上產生某些法律風險，[7]但是
區塊鏈技術在促進全球支付、降低匯款費率、削弱信息被盜風險、提升融資效率和促進傳統金融機構革新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目前已經進入較為廣泛應用的跨境支付手段，如瑞波支付（Ripple）等均受到
比特幣區塊鏈帶來的啟示。包括中國等一些國家的央行近年計劃發行
數字貨幣，也是因為受到區塊鏈的啟發。
ICO一方面是極其便利的區塊鏈創業融資工具，同時，此種融資模式屬于高風險，從監管原則和法理上而言，本應置于有限范圍（比如私募）。ICO的欺詐等風險多為人為原因，并非不可規制的客觀因素，可采用嚴監管方式，謹慎開放，替代“一刀切”的固有辦法。我們認為，ICO融資高效的便利優勢，兼具有全球化特征，長期全面禁止難以實現。監管者在暫時叫停ICO、虛擬貨幣交易所的同時，不妨思考一些長效之策。
如筆者此前研究指出，經由全球的區塊鏈監管政策和實踐可知，整個區塊鏈產業的監管事實上有著很強的國際競爭。當中國監管機構于2017年指令所有虛擬貨幣交易平臺關停之后，日本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頒發了虛擬貨幣交易所牌照。當中國在虛擬貨幣與區塊鏈產業（包括ICO融資）領域采取全面收緊政策時，美國的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則宣布批準比特幣期貨正式上線。[8]當中國計劃進一步采取嚴厲措施的2018年，首個由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局批準的穩定幣開始上線，分別是 Gemini公司發行的穩定幣Gemini Dollar與Paxos公司發行的穩定幣Paxos Standard，每個代幣對應1美元。從全球范圍來看，越來越多的國家以合規經營而非絕對禁止的姿態應對這個領域的風險管控。
一些金融發達國家的區塊鏈監管政策在極為相近的時間節點上，與中國的政策與監管精神相背而行，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此中或許有著他們自己的深思。自2018年年初以來，諸如法國、加拿大、馬耳它、新加坡、德國和瑞士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對區塊鏈持謹慎開放的政策，同時強化機構執行用戶識別、反洗錢、反恐怖主義融資以及打擊金融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嚴格執行底線監管。對中國監管機構而言，有的國家的監管方案頗具建設意義和參考價值。比如瑞士監管當局的指引對資產代幣的定義比較寬泛，并且強調資產代幣都會被當作證券進行監管。此外，泰國在2018年5月發布法律監管政策，要求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執行第三方托管客戶資產。結合區塊鏈的諸多應用場景與廣泛的想象空間，我們研判全球趨勢可知，區塊鏈相關領域必將獲得越來越多的生存空間。禁令模式在不久的將來和產業趨勢并不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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