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通證經濟的內涵、邏輯及框架

貨幣作為廣義通證的一種重要形態，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貨幣是整個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石，沒有貨幣整個宏觀經濟學無從談起。然而，基于傳統經濟理念的貨幣理論并不是一套完整自洽的邏輯體系，幾乎每個問題都能找到截然不同的觀點（李秀輝，2018）。對于紛繁復雜的貨幣理論，熊彼特曾言：“人們對貨幣觀點就像天上的浮云那么難于描述。”事實上，連貨幣的起源這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問題至今仍爭論不休沒有定論。

在貨幣的起源這一問題上，主要有三種觀點。從亞里士多德的“一切物品都可以兼作易貨之用”以有余換不足的交易需求催生了以物易物和錢幣媒介的產生”到亞當?斯密的“如果后者恰好沒有前者所需要的東西，兩者之間便不可能進行交換”，再到馬克思的“貨幣是商品交換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只有社會的活動才能使一種特定的商品成為一般等價物”,主流經濟學家們不約而同地采用了歸納推理法，得到的也都是“貨幣起源于物物交換”的結論。持有這一觀點的代表性經濟學家還包括杰文斯（1875）、門格爾（1892）、米塞斯（1912）、布魯納（1971）、阿爾欽（1977）、清瀧信宏和懷特（1989,1993）等（李黎力等，2014），幾乎所有的經典經濟學教材也是這樣寫的。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充當交換媒介，使得交易中不必存在時空和需求的雙重巧合，符合邏輯和認知習慣，在這種邏輯下導致的必然結論是由物物交換衍生出來的貨幣必定是商品貨幣，也就是通證經濟中的實物通證。正如馬克思所言：“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持“物物交換”觀點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大多也都是用“抽象力”進行分析。但是這一學說的主要問題有兩個：第一在于從商品到貨幣是一個“從零到一”的過程，其界限何在這一問題難以回答；第二在于這一套邏輯推理缺乏證據佐證。越來越多的考古學發現給出了不利于“貨幣起源于物物交換”的證據，正如卡羅琳?漢弗萊（1985）所言，“沒人可以舉出純粹而又簡單的以物易物的實例，更遑論貨幣是由以物易物衍生的了”，古德哈特也認為“貨幣理論的困惑在于拒不面對現實”。關于貨幣的起源在一些考古證據的基礎上逐步衍生出了后兩種觀點。

公元前600年呂底亞王國（今土耳其）出現了第一批金屬鑄幣，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商品貨幣。然而在更早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巴比倫的美索不達米亞的寺廟和宮殿中發現了用于記錄糧食庫存的泥版作為債務記錄，這種由大型公共機構記賬的方式具有極強的社會性，在這種模式下資源流通當期只有轉讓價格，并不涉及實際支付，這是一個由公共機構建立的信貸體系。在這種模式下，橫向的交換不一定會產生，系統通過縱向的賒欠和借貸等延期支付方式使得系統的參與者獲得各自所需物品。金融的功能是跨時空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公共信貸”和“物物交易”作為貨幣起源的兩種學說分別從時空兩個角度予以闡釋。“公共信貸”體系中的記賬符號其本質是信用貨幣，也就是通證概念中的虛擬通證，依靠公共權威和社會倫理實現其價值尺度的職能。而物物交換中的商品憑借其使用價值行使了交易媒介的職能。虛擬通證不同于實物通證，不具有使用價值，其成立的基礎在于流通區域使用者的共識，部落、社群、國家的形成需要高度的共識。

關于公共信貸的一個更加深刻的案例是太平洋雅浦島的石幣（Furness,W. H，1910）。雅浦島是太平洋西部加羅林群島中的一個島，土地總面積為102平方公里，人口0.65萬人，相對與世隔絕，因此其對貨幣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雅浦島的石幣名叫“費”，其價值取決于石頭形狀和大小。由于大石輪貨幣過于笨重，所以在交易的時候，當地土著并不需要把這些笨重的石幣從之前所有者搬運到新的擁有者手中，只要交易雙方大聲、并公開宣布某個石幣現在歸屬于某人，并做標記表示所有權易主即可。這種信用記賬體系與區塊鏈的分布式賬本理念十分類似，其實質就是一個可以在多個站點、不同地理位置或者多個機構組成的網絡里進行分享的資產數據庫。石幣只需作為公共賬本而不需要實際流通，更不是由于具有使用價值而形成的商品貨幣。盡管石幣本身沒有流動，但通過賬本的變化傳遞的價值時刻在流通。

“公共信貸起源說”雖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證據佐證，然而其影響力遠不如“物物交易起源說”。包括貨幣理論在內的主流經濟學的目標是成為一門具有普適性的社會科學，相比于紛繁復雜的現實狀況，邏輯的嚴密和推理的準確才是理論大廈構建的基石。依靠公共權威和社會倫理建立公共信貸體系作為一種虛擬通證，需要社群達成高度的共識，而共識作為建立于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其形成過程更加的復雜漫長。造成已發現的最早證據是公共信貸體系的可能原因有兩個：第一，公共信貸這種虛擬通證的的形成需要較高的共識和文明程度，這種文明程度的到達很可能與文字形成的時間較為接近，因而更容易被記載，而物物交換的方式較為原始，當時并沒有文字記載，而在文字發明之后，已出現商品貨幣或信用貨幣；第二，信用作為貨幣起源證據的社群往往具有“小國寡民”的特點，共識的形成深刻依賴于社會倫理和熟人圈子，是否具有普適性仍有待檢驗；第三，由于“人性不耐”等原因，公共信貸體系的跨期資源配置比物物交換的跨界資源配置更加難以實現，物物交換從理論和實踐上都更簡單易行。

 第三種貨幣起源的假說是禮品贈送，這同樣是在“小國寡民”且社會成員相對固定、社群基礎比較牢固的情況下，從古典人情社會（或禮俗社會）的禮物邏輯逐步向現代契約社會（或法理社會）的貨幣邏輯過渡（李秀輝，2018）。戰爭、自然災害和社會動蕩以及社會組織方式的變更等方式對禮物贈送造成的巨大破壞致使在社會層面禮物邏輯逐步讓位于貨幣邏輯。但禮俗社會作為重要的傳統保留了下來，并仍在經濟活動中發揮巨大作用。當前區塊鏈生態中社群內的禮物贈送或其他基于禮俗的活動對于生態系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禮品贈送作為貨幣誕生的一個重要源頭，那么當前的區塊鏈社群建設可以說是一個“返祖現象”。技術的發展使得在大社會的基礎上的小社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發展價值，發展與道德、倫理、習俗、法律等因素密切相關，在經濟實踐中起著關鍵作用。

從傳統經濟視角考察這三種假說，每一種都有存在假說本身無法解釋之處，而基于廣義通證視角，則可以形成較為完滿自洽的理論體系。實物通證在由相對分散在向相對集中演進的過程中，集中度達到一定程度便由量變引起質變，進而出現了商品貨幣，商品貨幣是實物通證形式高度集中的表現；虛擬通證的出現依賴于社群參與者共識的形成和提高，社群的禮俗性對虛擬通證的出現同樣起著重要作用，社群共識的形成建立在其禮俗性的基礎之上；虛擬通證誕生的社群文明程度較實物通證更高，但在一些特定環境下（社群參與人數越少，社群成員相互了解程度越高）虛擬通證可能早于實物通證誕生。

歷史上牛、羊、糧食、煙草、貝克、布、刀、貴金屬等上百種物品曾充當過實物通證，貴金屬具有價值比較高、易于分割和保、便于攜帶等特點，可顯著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是絕佳的實物通證載體。實物通證的表現形式從歷史上看呈現逐步提高的趨勢，直到近現代基本只有金、銀、銅等相對貴重的金屬在實行其職能。實物通證種類逐漸集中到若干個的邏輯也非常清晰，在存在不可忽略的交易和匯兌成本的情況下，相對統一穩定的通證體系對于交易匯兌成本的降低、市場穩定性的提高以及生產力的促進具有重要作用。事實上，在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之前，通證價值越穩定、流通匯兌成本越低，對于系統生產力發展越有利。關于東西方大分流的“李約瑟之謎”基于通證維度同樣可考，清朝至始至終實行的是“銀銅復本位”，銀兩和銅錢共同流通于市場，“大數用銀，小數用錢”，其比價由相對價格決定。到了19世紀下半葉清朝貨幣體系日益復雜，金銀銅等金屬貨幣與各種銀行券并存，其比價波動劇烈（彭信威，1954）。另外，中國的白銀基本來自對外貿易順差，此時世界主要國家已建立金本位體系，國際金銀比價波動強烈影響流入中國白銀的價格與數量，本位幣無法保持穩定，顯著提高了社會成本。事實上，實物通證代表的市場價值一般遠大于其對應實物的使用價值，一個實物通證的交換價值和它本身的使用價值之間的差異可以被稱作“通證溢價”，白銀作為貨幣的“通證溢價”約為15%，黃金作為貨幣的“通證溢價”約為85%，從歷史趨勢來看，“通證溢價”有逐步上升的趨勢，而到了虛擬通證時代，“通證溢價”則幾乎為100%。實物通證本質上是滿足通證使用者生理（物質）需求和心理（信息）需求二元價值容介態（林左鳴，2010），而以信息為特征變量的心理需求的變化速率快于以物質為特征變量的生理需求，這一趨勢在工業革命之后愈發明顯。

相對于實物通證，虛擬通證是更高文明程度的產物，因為蘊含在虛擬通證中的不是使用價值，而是更為抽象的社群共識，比如對公共組織和權威人物的信任。紙幣的出現是虛擬通證發展成熟的標志，相比寺廟和宮殿中的公共信貸體系，紙幣的流動性極大地提高，真正發揮了社會通證的職能。公元990年產生于中國北宋四川地區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的紙幣，但是其產生并非基于主權信用，而是基于商業信用，不便攜帶巨款的存款人把鑄幣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紙卷上，再交還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費。1171年建立的意大利的威尼斯銀行是世界第一家銀行，同樣是為羊毛等實物貿易融資而出現的（嚴靜峰，2018）。后來隨著社會交換和再生產的規模的不斷擴大，紙幣逐漸變成主要由各國政府發行，將商業信用變成了主權信用。基于國家主權的虛擬通證更容易使人們達成共識，但同時仍需要黃金作為儲備，但黃金的兌換和流通能力逐步受到限制，由此誕生了歷史上的金幣本位制、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無論是英國的“凱恩斯計劃”還是美國的“懷特計劃”都反映了對戰后全球性虛擬通證建立的迫切，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第一，是否需要一個名義上的全球虛擬通證——即凱恩斯的“班科”（Bancor）；第二，是否需要強化黃金這一傳統實物通證的作用。二戰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黃金為基準的情況下，使得美元行使了全球的流通媒介和價值尺度功能，這是人類歷史上虛擬通證第一次完全打破國界限制，為戰后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虛擬通證在相當長的歷史進程中主要以紙幣為代表，由其行使社會的交易媒介和價值尺度功能，紙幣的印刷成本比鑄幣低，避免了鑄幣在流通中的磨損和因不法之徒切削或熔解金屬而帶來的流通不暢現象，同時更容易保管、攜帶和運輸，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使用范圍越來越廣。后來隨著社會發展程度（數字化程度）的提高，逐步產生了代表所有權的虛擬通證（如股票）、代表未來求償權的虛擬通證（如債券）、行使套期保值功能的虛擬通證（如遠期、期貨）等，還有打包分層模式更加復雜在一級虛擬通證基礎上進一步虛擬的二級虛擬通證（如二次合成抵押債務契約、期權）。需要指出的是，房子作為人們生活的必需消費品，因具有作為抵押品和投資品的極佳屬性，也成為一種流通性欠佳的通證。為解決其流動性問題，住房抵押債券（MBS）等虛擬通證應運而生，證券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將一切資產納入到金融資本范疇，這極大地拓展了資產的跨時空可配置性。大多數數字貨幣也屬于一級虛擬通證的范疇，一些錨定法定貨幣的數字貨幣（如USDT、DAI）屬于二級虛擬通證。虛擬通證與實物通證呈現出較強的規律性，虛擬通證產生初期需要基于實物通證建立信用，一般是與某些實物通證建立一個兌換比例，在發展過程中逐步脫離實物通證，一旦出現信任危機，虛擬通證將會出現擠兌，將再次選擇與實物通證掛鉤。歷史證明，無論是通過私人競爭方式，還是由主權國家作為壟斷供應商，貨幣都可能是脆弱的（BIS，2018）。最早的交子以鐵錢為本位，20世紀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作為本位，一個穩定的虛擬通證系統在設計之初往往需要實物通證或更加穩定的虛擬通證作為價值基礎來穩定系統。

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背景下基于區塊鏈的比特幣橫空出世，希望以算法信任代替擁有“超發傾向”的主權信用，此后誕生了基于不同共識、具有不同算法的數字貨幣。當前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大多價格波動劇烈，本質原因是事實上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的仍然是法幣。所謂穩定幣的建立也僅僅是對法幣穩定，而不是對實際購買力穩定，其中運行最成熟的USDT本質上是100%美元準備金的數字貨幣。從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誕生到1971年尼克松政府停止履行美元兌換黃金的義務，美元取代黃金“自立”用了27年時間。數字貨幣或資產能否取得本位定價權是衡量社會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