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相關問題認識及建議

數字經濟革命已席卷全球，但各國央行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態度則分化不一。多國央行都已經著手設計本國法定數字貨幣；部分央行持謹慎態度，僅對分布式記賬技術在支付清算體系中的應用有濃厚興趣；其余則持觀望態度；作為全球貨幣體系最大的受益者，美聯儲稱其不會發行市場一直預想的Fedcoin，對分布式記賬技術和法定數字貨幣均持謹慎態度。

從多國（英國、新加坡、加拿大等）推出的法定數字貨幣構思來看，其核心構成要素包括發行人（央行還是其他）、發行載體（M0、M1還是M2）、技術（分布式記賬還是其他更多）、進入門檻（公開還是受限制的）、匿名程度（完全匿名，一定的匿名性還是不匿名）、運行可得性（每周七天-每天24小時）、是否支付利息等。這些關鍵要素的考量和設計，決定了法定數字貨幣未來不同的運行模式和完全不同的影響。

在技術方面，分布式記賬技術和加密技術依然是一些法定數字貨幣的核心技術選擇，而共識算法是分布式記賬的核心技術。目前主要有POW（工作量證明算法）、POS（權益證明算法）、DPOS（股份授權證明算法）、PBFT（實用拜占庭容錯算法）和DBFT（授權拜占庭容錯算法）等算法。不同的算法耗費的電力等成本不同，POS、DPOS、PBFT和DBFT等耗費的電力等成本比POW有所降低。但耗費資源成本并非選擇不同的算法的唯一維度。現實應用中，不同的算法適用于不同的分布式記賬應用場景。是否被許可、對手信任度、算力限制等因素起決定作用。例如，事實證明，POW適用于公有鏈（非許可鏈），PBFT相對適用于私有鏈和聯盟鏈（許可鏈），但在突破算力限制時，PBFT更加適用于公有鏈。目前，多國央行在設計數字貨幣時，選擇了PBFT算法而非POW算法，或是基于耗費資源的成本、非公開等因素。根據信息學的研究，未來或許有更好的共識性算法能降低耗費資源的成本，同時保持較好的性能和適用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分布式記賬技術的內生演變能力很強，短期內的缺陷或在中長期內被克服。

無論采用哪種模式，法定數字貨幣仍有一些共性影響。首先，法定數字貨幣可以提升金融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據聯合國統計，在2012年到2015年之間，全球數字經濟的規模從16000億美元增長到25000億美元；2016年，美國數字經濟占GDP比例高達33%，中國為30.3%，英國為7%，數字經濟藍海前景廣闊。G20杭州峰會一致通過了《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然而，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另一面是監管機構不斷增加的信息劣勢，互聯網領域的經濟、金融活動監測難度增大，多家國際組織呼吁用監管科技（即Regtech）來應對挑戰。法定數字貨幣或能通過技術手段跟蹤貨幣流通，打破信息制約，為金融監管打開新局面。其次，三方模式的垂直化結構被改變，國內和跨境支付、結算和清算過程被央行主導，中介鏈條被壓縮，支付清算結構由垂直化轉向扁平化。作為金融體系的基礎設施，當前以商業銀行信用為中心的三方支付模式（商家、客戶、銀行）效率亟待提高。一次交易涉及六個步驟、四次身份識別以及央行清算環節。普通客戶和商家之間的成功支付需要大量繁瑣的后臺支持，支付清算環節和高昂的支付系統維護成本，降低了自身優勢。法定數字貨幣或利用分布式記賬等加密技術，借鑒其點對點的兩方支付模式，提高境內外支付清算體系的運行效率。再次，技術約束或增強貨幣數量調控的準確性，使當前中央銀行2%的通貨膨脹目標降低至零。

不同的法定數字貨幣實現模式主要在兩個方面產生不同影響。一是商業銀行地位。模式一，央行向商業銀行發行A，商業銀行再向公眾發行B，商業銀行主導。模式二，央行主導發行A，商業銀行在央行開立賬戶，公眾在商業銀行開立賬戶，商業銀行地位不變。模式三，央行主導發行A，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都在央行開立賬戶，商業銀行地位被削弱。二是信用創造機制。法定數字貨幣意味著消滅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紙幣現金，以往的現金支付成為歷史，所有的支付行為都是非現金支付。在傳統的貨幣金融理論中，主要的信用創造圍繞非現金支付工具而產生，比如信用卡透支、商業銀行貸款等。法定數字貨幣相當于一個現金錢包、賬戶，可否透支提供信用？是否計息？多國法定數字貨幣將保留信用貨幣的部分屬性，包括支付手段、記賬單位，但是否作為儲值手段，是否具備延期支付等功能并不確定，而這些對于信用創造機制很關鍵。我們持有法定數字貨幣對應中央銀行的負債，理論上央行可以對持有人支付利息，利率也可正可負。利率為負，就是負利率政策，與目前歐洲央行等實行的負利率政策無異；利率為正，則與商業銀行存款間形成替代和競爭關系，而理性經濟人會選擇法定數字貨幣而不是銀行存款，除非后者有可以高于商業銀行風險溢價的、明顯的利息差額優勢。因為法定數字貨幣背后是國家信用，商業銀行存款背后是銀行信用，依賴存款保險制度保證有限的安全性。如果央行逐步成為儲蓄資金的匯聚地，金融脫媒將無法避免，傳統信用創造機制的重心將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