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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成本的估算本質上是不確定的，它依賴于氣候科學家的模型，將排放轉化為長期內溫度、降水和自然災害頻率的變化。它還依賴于經濟學家和其他人的工作，以評估這些氣候變化如何以各種方式影響人類，以及社會如何適應這些變化。
盡管存在這些不確定性，但美國聯邦機構采用的估算很可能會產生廣泛影響：
首先，美國政府提高 SCC 可能會影響全球的氣候政策。在通過征收碳排放稅來確定碳價格的地區，環保局的估算值可以用來提高稅收。在實行可交易許可制度的地方，如加利福尼亞和歐盟，較高的 SCC 可能會成為收緊排放上限的理由。
其次，在美國，氣候政策是通過《清潔空氣法》等法定機構來實施的，較高的 SCC 可以證明有理由實施更為激進的監管，包括收緊汽車和家電的能效標準以及發電廠的排放標準。這加劇了美國公司面臨的監管風險，因為它們將被迫遵守新的法規和更嚴格的標準。
第三，美國和歐洲的企業可能不得不更新自己的（自愿性）內部收費，以適當反映監管風險，并以最佳方式引導投資--或者，他們可能不得不說明為什么他們的內部碳定價與美國環保局的碳定價有偏差。
15% 的美國公司和 28% 的歐洲公司依靠內部碳價格來評估政策風險和指導投資。歐洲內部價格的中位數為每噸 27 美元。在麥肯錫調查的 2600 家公司中，沒有一家公司的內部碳價格超過 100 美元。簡而言之，僅僅因為環保局公布了新的 SCC 數字，碳密集型企業的成本就會變得更高。
最后，那些希望標榜自己的可持續發展性并獲得 ESG 投資者青睞的企業，尤其是那些希望在 ESG 領域進行一場信譽革命并重新定位為減緩氣候變化的企業，可能會認為有必要更積極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或者為其造成的污染支付可靠的費用。
經濟學家主張通過所謂的“皮古維稅”（Pigouvian taxes）來迫使經濟行為主體將其對他人造成的損害內部化，而標榜可持續發展的公司則有望自愿為碳排放支付這些費用（例如，通過向減緩氣候變化或其影響的團體捐款）。
這種環境純凈的代價是什么？拜登政府認為，每噸碳排放 19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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