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證券是非常大的機會，”梅花創投創始合伙人吳世春在專訪中提及，“但難點在于監管上的放行，合規很重要。”
對于一些新型技術的產物，監管往往會滯后于技術的發展，數字證券面臨的情況同樣如此。前文曾提及數字證券在中國國內尚未有明確的法律界定，但即便是在政策允許中國投資者們進行數字證券交易的假設前提下，數字證券交易平臺落地中國仍然存在著部分監管難點需要解決。
“數字證券是建立在
區塊鏈技術基礎上的，本身是去中心化的、開放性的，而我們的監管本身強調的是中心化，比如增加開放度和透明度”，劉敬霞說，“這之間會有比較大的沖突。”
其次，劉敬霞認為，數字證券模式下，交易發生的同時就完成了清算。而在傳統證券交易過程中，針對交易的監管與針對清算的監管是分離的，如何快速建立起適應數字證券模式的監管機制也是非常大的挑戰。
同時，考慮到目前已有的數字證券交易平臺都來自國外，很大可能會涉及跨國交易。當存在涉外因素時，齊超指出，數字證券交易還會涉及交易雙方國家法律銜接的問題。如，當中國和新加坡對于數字證券的界定不同時應當如何去平衡差異；又如，當發生爭議時，應采用哪種解決方式。
“以iSTOX為例，在它的交易條款中，由iSTOX發行的代幣而產生的爭議，其解決機制都被約定到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以全英文的方式來解決爭議，這對于中國投資者和機構而言都是比較少見的，且它的仲裁行為都是保密非公開的，想要獲得相關資料也很困難。”齊超補充說，“iSTOX如果要開拓中國市場，那么爭議解決機制是選擇新加坡，還是按照中國法律選擇中國的一些爭端解決機構，這是將來值得關注的問題。”
盡管存在著一些難點，但從長期來看，劉敬霞還是把數字證券視作一種創新性的
金融工具，一種未來發展的趨勢。她認為，新技術會不斷推動傳統金融產業革新，同時隨著中國高凈值人群的增加，“為自己的財富找到一個保值增值同時又容易流動的場所”這樣的需求會越來越大。
“數字證券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劉敬霞總結說，“從美國、歐盟、新加坡這些已接受數字證券的國家角度來看，數字證券也只是證券的一種形式，可能和傳統證券不太一樣，但如果要發行，就按照現行的有效的證券法進行規制，在法律上它并不是空白和盲區。”
2020年9月，
北京出臺了《北京市促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的行動綱要》。2020年10月，
河北省政府辦公廳發布了《關于支持數字經濟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同為2020年10月，
江蘇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深入推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意見》。2020年11月，
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起草了《廣東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征求意見稿）》。
數字經濟正在成為各地政府著重關注的領域。在中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大潮下，iSTOX在與
重慶簽署備忘錄的前提上能否成功開拓中國市場，北京、
上海、重慶等九城建設的“中式監管沙盒”能否成為數字證券落地中國的基礎，這一切仍要經受時間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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