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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記者：Face Book具有足夠先進的技術能力，Libra會不會從根本上顛覆貨幣語言與貨幣邏輯？
周子衡：只要發幣的數字技術足夠“先進”，建社區、發貨幣，都是一蹴而就的。以至于數字經濟之有無、大小，成熟與否，都是次要的，甚或可被忽略不計了。這種認識或立場膨脹起來不得了，乃至宣稱，“沒有數字技術不能解決的理論問題，更沒有數字技術不能完成的實踐任務”，只要數字技術到位了，數字經濟便會開花結果，
數字貨幣便會大行其道。“數字技術先行，以技術壓倒一切、主宰一切”發展開來， 數字技術就被塑造成主導乃至決定數字貨幣、數字經濟的根本力量。任由下去，技術語言便開始替代貨幣語言，技術邏輯也開始無視貨幣邏輯，不僅“技術第一”替代了“社區第一”，而且技術決定供給，規劃需求。
如此膜拜技術達至信仰的“高度”，便不免淪為技術決定論者，進而，自覺不自覺地將經濟社會視作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貨幣圖畫。但是，經濟社會從來不是一張白紙，貨幣也從來不是“最新、最美”就最好。 數千年來，不論經濟衰敗，還是繁盛，經濟社會總是能夠找到與其相適應的——哪怕千奇百怪的——通貨形態及其制度性安排。這往往出自社會經濟本身的現實需求；離開或超出現實需求的外部設計或刻意安排，不論其貨幣構想怎樣宏大或其通貨愿景如何虔誠，終歸于失敗。從來所謂的貨幣先知，不僅在貨幣形態上如此，在貨幣數量上也一樣。在理論上，這被高度抽象為“貨幣供應是由貨幣需求所決定的內生變量”。貨幣史上的諸般變革所一再彰顯的，正是這一鐵律，亦即，需求是第一位的，供給是第二位，而技術是服務于供給的。這也正是紙幣晚于造紙術近千年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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