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區塊鏈版權催生文化產業中國創造

隨著人均GDP完成從3000美元到5000美元再到7000美元的三連跳，中國居民精神文化消費需求大爆發，文化產業也因此迎來黃金發展期，《戰狼2》問鼎華語影壇、創造票房傳奇，不失為例證。國家高度重視這一經濟結構升級趨勢，提出到“十三五”末要把文化產業建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遺憾的是，文化產業領域始終存在盜版猖獗、侵權不斷、維權困難等問題；作為產業靈魂的版權制度，受基礎薄弱與數字技術的疊加影響，自引入中國至今一直陷入發展困境，無法有效保護原創者權益，嚴重制約了精神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可持續供給。區塊鏈因其去中心、難篡改、可追溯、開放透明等優點，有望解決版權登記這一核心技術難題，從而為版權保護開辟一條新路，使國人的創造潛力得到充分釋放。

困境：數字時代版權保護的痛點

版權，又稱著作權。現代意義上的版權誕生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是為了促進社會精神文明的整體進步而對原創者私人權利的保護。

目前，國際社會的主流認知是版權乃基于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產生的一系列法定權利。它有廣狹義之分。在狹義上，指創作者對作品享有包括發表、署名、修改、保護作品完整等人身權利和復制、發行、出租、展覽、放映、廣播等財產權利。在廣義上，版權還包括鄰接權，其權利主體是作品傳播者，客體依然是相關智力成果，權利內容涵蓋表演者權、錄制者權和廣播電視組織權等。

作為調節創作者私人權利和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機制，版權主要通過保護經濟權益來促進公益目標的實現；而且絕大多數版權糾紛也是因錢的問題而起。因此，本文著重從經濟學視角來分析版權制度的存在依據，由此，也可看出，歷次技術革命，尤其是互聯網引領的數字技術，是如何沖擊版權制度基石的；而版權保護又是在哪些方面陷入困境、問題的關節點在哪里。

精神文化產品之所以能作為商品交換、給所有者帶來經濟回報，是因為它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而這又源于其生產和傳播過程中智力資源和傳播資源的雙重稀缺性。在源頭階段，精神文化產品以作品的形式存在，其特質在于創造性，而具備創意能力、能創作出滿足全社會精神文化需求作品的人才是少數；在大規模生產階段，作品經過復制成為產品，這需要機械設備、時間、人力、資金等各方面的投入，不是任意個人可以負擔的；在傳播階段，精神文化產品與消費者見面的渠道有限，在數字時代以前基本需要公權力的審批。以上種種資源的稀缺性賦予了精神文化產品創作者、生產者、傳播者用以交換、獲取利潤的籌碼。

同時，精神文化產品又不是嚴格經濟學意義上的商品，它們還具有公共產品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屬性，這類產品一旦創作完成就極易分享，且一個人的使用并不影響其他人消費權益的實現，這就產生了類似“搭便車”的外部性問題。由此，創作主體的回報與付出不成正比，這會大大影響其創作熱情，甚至引發不再創作的極端事件。熱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翻拍自網絡小說，該文被指抄襲自耽美網文《桃花債》，事件真相目前還是羅生門，但《桃花債》作者已發表封筆退出耽美界的聲明。這不能不說是讀者、是網絡文學界的損失。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版權正是對這種外部性的補救措施，通過經濟回報形成對創作者的激勵，保證社會精神財富源源不斷地生產和流通。

從活字印刷到機械復制，印刷機、照相機、錄音機、錄像機等技術及設備的不斷更新，已經讓我們看到版權保護的主體在不斷擴充，從原創者延伸至傳播者；權利范圍在不斷擴大，從原樣復制拓展到模仿與改編。復制傳播速度越來越快、相關設備越來越便宜，技術通過不斷沖擊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與傳播資源，考驗著版權調節市場、平衡生產者、傳播者、使用者權利關系、調整私人權利與社會公益的能力。

今天，互聯網開啟的數字時代，賦予了普通個人零成本復制、秒速傳播的能力，消解了舊時代產品生產與傳播的稀缺性，在這種環境下，侵犯版權幾乎沒有不需要什么代價。而在維權方面，目前國際社會普遍沿襲機械復制時代的版權保護方法，即通過版權登記來確認版權所有人，從而借助公權力強制保障所有人的權益，其成本非常高昂。在我國，為一件作品登記版權需要300元到數萬元不等的費用，登記周期一般幾個月，可見，注冊認證階段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都很高；而一旦訴諸法律，在舉證、確權、驗證等環節的難度和時間代價又很大；即使最終能夠贏得官司，權利人的維權收益也與其付出難成正比。

這種侵權代價極小而維權成本太高的矛盾，成為數字時代版權保護的頭號難題。同時，網絡環境下，侵權人數眾多且每個人都是匿名的存在，維權對象較難確定；網民習慣了免費享有網絡資源、版權意識薄弱，又使上述難題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