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實現碳中和目標需要大量投資，根據光華管理學院課題組估測，實現碳中和目標所需的投資金額可達250萬億元，分布在未來三、四十年間。現有很多研究基本認同整體投資的體量應該達到百萬億級。
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如何把這樣大量的資金匯聚到支撐中國經濟未來轉型的重大領域？這可能是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需要思考的問題。對于這樣海量的投資，貨幣政策可以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我認為財政政策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更有作為一些。
談到財政政策，最大的問題在于大家擔心過于積極的財政政策會導致宏觀杠桿率的上升。我們的研究發現，以GDP作為經濟政策錨定的宏觀變量有可能過高估計宏觀杠桿率和
金融風險危機爆發的可能，可能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資、需要用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去實行轉移支付、去實現共同富裕的時候，變得比較謹慎，這或會帶來一些我們不想看到的結果。
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國家信用和資源動員能力遠大于GDP，擁有實施宏觀政策的巨大空間。我們分析過去三十年全球爆發的所有金融危機，發現Kindelberger-Minsky的觀點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實證證據支持——一個經濟體在過去三年經歷債務高速增長和資本市場價格的大幅提升，未來三年內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是45%。然而，這一結論對于那些政策空間較大的國家(整體價值遠大于GDP)并不成立——同樣情況下，這些危機爆發的概率只是7%，而且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
換言之，即使我國在過去三年的債務水平大幅上升，未來爆發金融危機的概率也不高，只有7%左右，遠低于平均值45%，而且在統計意義上也不顯著。如果我們不以GDP作為宏觀政策的錨，而是以衡量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指標作為衡量杠桿率的分母，那么我國還有很大的財政政策實施空間。
因此，從財政政策的角度，我有一個具體的建議：可以考慮發行30年到40年期的長期國債，當然也可以是專項債，這與碳中和目標是結合在一起的。只要這30年到40年期長期國債的利率低于實體經濟增長速度，可以簡單理解為GDP增長速度，那么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一政策就具有可以延續性。
通過這樣的政策我們可以獲得大量的資金，把資金投入到與中國經濟和與實現“雙碳”目標密切相關的核心和節點領域，這個過程可以對實體經濟產出巨大貢獻。在未來，我們可以更仔細地論證這一政策建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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