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與創新為“雙碳”目標實現提供強大牽引力，通過引領“三新”經濟，在降低
碳排放的同時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而“雙碳”行業轉型和新產業興起，客觀上要求數字經濟不斷進行新技術的開發和迭代創新。
當前，我國數字化減碳應用場景在三次產業中的滲透水平和程度不一，其中在工業和
農業上的滲透率要明顯低于服務業，但是我國的碳排放主要集中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減排潛力也重點聚焦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
另外，受體制機制約束，部分科技企業數字化自主創新和基礎創新動力不足，奉行“拿來主義”，在國際標準制定上也缺乏主導性，導致傳統產業“雙碳”轉型對國外數字技術依賴性較強，如我國在
能源互聯網等數字減碳前沿領域，創新力度不夠。
同時，應用場景的相對單一和數字技術的供給不匹配放慢了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脫碳零碳技術迭代步伐，使我國長期被鎖定在價值鏈中低端的高碳環節，增大了數字化降碳的創新成本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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