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C預測，2023年，數字經濟產值將占到中國GDP的67%，超過全球5個百分點。而到2023年全球計算產業投資空間1.14萬億美元，其中中國計算產業投資空間1043億美元，接近全球的10%。
中國的經濟未來發展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數字經濟的發展態勢。客觀上，給中國的計算產業生態創造了轉型良機，傳統寄居于機房服務器之中的計算，隨著智能化技術的發展，開始快速地向云網邊端全場景拓展，并迅速地得到產業落地。
舉例來說，以“鯤鵬+昇騰”為代表的新計算產業生態正在快速發展，目前全國已成立22個鯤鵬生態創新中心，1,000多家ISV已經基于鯤鵬計算平臺推出了超過3,000個通過聯合技術認證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并在政務、
金融、電信、互聯網領域實現了廣泛應用。
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中國云計算產業發展白皮書》預計，中國僅云計算產業規模就將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而以新計算產業為發展底座的“新基建”及應用，在2020年至2025年，能帶動投資11萬億元，平均增速10%，成為驅動數字經濟的主要力量。
不過，蓬勃發展背后依然有結構性的技術隱憂，目前我國計算產業市場主流需求建立在國外技術體系之上，連帶底層技術架構與標準由國外企業主導，帶來兩個顯著的風險：
其一是我國高端芯片、操作系統、數據庫、中間件等核心軟硬件的核心技術積累不足，信息技術安全監測能力不強。以我國主流服務器芯片為例，國內企業主要基于AMD公司授權進行x86架構二次開發，難以掌握底層技術，并且隨著技術的迭代，我國企業技術差距逐步拉大，存在較高授權終止以及數據安全風險。
其二是長期以來，我國在以金融、制造、
能源等與國計民生緊密相關的行業中采用領先國際企業的軟硬件產品。尤其是我國軟件應用市場由國外企業主導，國內企業市場生存空間狹小，特別在服務器操作系統、高性能計算基礎軟件等領域缺乏擁有核心競爭力的本土龍頭骨干企業。
這些風險持續存在，也就意味著，一旦國際形勢發生異變，相關核心技術斷供，中國經濟可能就會面臨“卡脖子”的不利境地。
解決這兩個問題，同樣依靠兩個為人熟知的要素：政策引導和企業主動。
政策層面，從2000年開始，國辦就發布《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系列文件，并隨時代發展持續更新，在2020年最新發布的《新時期促進集成電路產業和軟件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明確了新計算產業的重要地位，并且進一步完善財稅、投融資、研究開發等領域的支持措施。
同時，在《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中，重點提及了在集成電路、系統軟件等關鍵環節，逐步掌握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實現計算自主的要求。
《“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中，更是將核心電子器件及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產品和極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裝備及成套工藝這些新計算產業的核心裝備，列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中的前兩項。
隨著大數據、AI、云計算等技術在這20年間出現和成熟，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涉足智能化革命引領下的數字化改革，各行各業對算力的需求也愈發高漲。這也倒逼著相關ICT企業開始根據時代需要，在國家安全與產業實用之間，找到一條技術發展脈絡，從而誕生了如今的新計算產業。
它的重要性，在于當數字實力成為驅動一個國家生產力進步的決定因素，算力也將成為反應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而其增長與安全，也深刻影響著未來國家的經濟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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