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新聞業：抵達真相的新可能

“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和歷史都與“記錄”（record-keeping）有著天然的相關性——兩者都追求記錄的完整和真實，所以區塊鏈技術對新聞傳播的價值不言而喻。這里我們先從媒介的偏向（bias）說起，然后再具體論述區塊鏈如何能貢獻于當下的新聞業。

“西方文明受到傳播的深刻影響，因而傳播的顯著變化對之具有重大涵義”，人類歷史就是媒介歷史；每一種媒介都在其能記錄什么、如何記錄、如何傳播、如何為后人所發現等方面充滿“偏向”，因而使我們的（傳播）歷史研究也具有了偏向。

邁克·舒德森在談及傳播史的研究挑戰時也指出：“所有傳播史研究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其基本研究材料的‘易逝性’（evanescence）。”他舉了不少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例如在美國，1968年范德比爾大學建立了電視檔案庫，對每晚電視新聞予以錄制保存，而在此之前幾乎沒有什么全國電視新聞資料可供研究；即使如此，想要從范德比爾大學獲得資料，不僅所費不貲，而且手續繁瑣。如果研究者想要討巧，則可以使用20世紀60至80年代中期CBS電視新聞文字打印稿縮微膠卷，但其他電視網則不存在這樣的檔案。如果研究者想研究通俗小說、流行唱片、電影或小鎮報紙，很多這類記錄已難覓蹤影。例如，約翰·麥肯齊（John MacKenzie）對1850至1950年英帝國通過媒介進行宣傳的考察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發現之一就是過去學校的各種教科書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了。“各種各樣的老影片也正在世界各地破損解體——歷史記錄在我們眼前漸漸消失”。而舒德森自己最喜歡在美國豐富的報刊微縮膠片中瀏覽尋覓。他說：“我研究的對象大多是過去，因為我對歷史有興趣，我喜歡閱讀檔案，我喜歡圖書館，我也希望圖書館能繼續存在下去，這樣我的研究發現不必每過一星期就得修改。”我們也許可以說，如果美國沒有完整和準確的報業檔案，或者雖然有但舒德森無法接觸到，那么他根本無法在新聞社會學和新聞史研究上取得他今天的成就。人類的歷史記錄都很難保存，僅僅研究幸存下來的充滿偏向的記錄也會使我們陷入“幸存者偏差”（survival bias）。而區塊鏈技術也許能使未來的傳播史研究避免這一問題。

新聞報道的實質就是為公開報道而記錄，以至于英語中“on/off the record”獲得了“能/不能報道”的意思。19世紀70年代,我國的報館也提出了“有聞必錄”之主張，認為采訪人員也只須照錄所見所聞即為盡責,至于事實本身的真偽曲直,可不過問；“有聞必錄”同時也指報道和采寫新聞務求詳博、兼收并蓄。

但是新聞記者能否忠實地記錄？實證主義傳統認為，新聞記者可以獨立于“實在”（reality）之外，而真相就在那里安靜地候著記者去發掘它。李普曼指出：“除了少數我們非常熟悉的議題之外，我們對真實的和虛假的陳述無從辨別，所以只能求助于報道者，并區分出可信的報道者和不可信的報道者。”但李普曼早在1922年又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報道者（記者）和普通大眾一樣都受到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影響而無法獲得真相，因而不可能接觸和記錄到真實。而作為報道機構的新聞媒體在政治和商業的操控下更使得“準確的新聞記錄和報道”變得不可能。

哈貝馬斯認為，17和18世紀，資產階級通過報紙、文學刊物以及咖啡館等建立起一種公共領域，在其間利用理性討論和言論自由抨擊封建社會和專制主義國家權力。但到了19世紀中期，在官僚、財團和廣告商的操控下，公共領域衰落而被再度封建化（re-feudalization）——政治和商業力量將公眾變成不會思考的消費者和“公民”。

到了當代社會，據舒德森的研究，1960年代以來，美國新聞界每一起逃過“新聞管理”的行動，都讓美國政府更加關注“新聞管理”，導致越來越多的報道需要依靠記者自己的突破才能采訪獲得。1970年代的“五角大樓文件事件”和“水門事件”都是顯例，其中“尼克松政府試圖掩蓋的行徑令人發指”。1987年，英國學者布朗（Jane Delano Brown）等人發現，英國的報紙普遍都依賴男性政府官員作為其新聞源。2006年劉易斯（Justin Lewis）等人分析了兩家剛剛興起的英國全國性“優質”報紙上的2207篇報道以及402條廣電新聞，發現新聞記者極為依賴公關公司和新聞通訊社提供的“信息補貼”，這讓人不免質疑英國新聞機構以及新聞工作者所宣稱的獨立性和作為“第四權利”角色的可靠性。

在今天的美國，政治操縱媒體的情形已經非常嚴重。2016年，硅谷億萬富翁彼得·希爾（Peter Thiel）被爆秘密資助一起針對媒體網站Gawker的訴訟，最終導致該媒體破產。特朗普接著宣布對新聞媒體宣戰，將后者描述為“美國人民的敵人”。特朗普的高級競選顧問斯蒂文·班農（Steven Bannon）和彼得·希爾都對最前沿的數據分析技術非常熟悉。班農是“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董事之一，在特朗普的競選活動中，該公司整合多方面數據對數百萬美國人進行精確的心理畫像，然后向不同人群發送為其度身定制的特朗普宣傳訊息，為特朗普奪取總統寶座立下了汗馬功勞。

到今天，媒體市場的壟斷者則是社交媒體巨人。例如Facebook和Google利用專業媒體生產的新聞吸引網民，卻因廣告收入而大獲其利。扎克伯格一方面宣稱那些指責Facebook操縱了2016年美國大選的人是瘋子，另一方面Facebook的政治廣告業務部卻在不斷吹噓說政客在Facebook上投放廣告能獲得“影響全局”的效果。2014年，Facebook還針對68.9003萬名用戶進行實驗，證明其具有大規模操縱用戶情緒的威力，印證了在現代技術武裝下，美國商業機構對公眾行為的普遍的隱形操縱（nudge）；此事引起了公眾對“缸中大腦”的恐懼和學界對其研究倫理的討伐。2018年《紐約時報》的報道則讓Facebook泄露用戶數據幫助特朗普操縱選舉之事蓋棺定論。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Tow數字媒體中心主任艾米麗·貝爾說：“社交網絡對新聞業本身也有著直接的塑造效果。社交媒體公司會通過激勵手段來誘使媒體生產其所要的內容，或者通過其平臺設計而操控內容形式。這樣社交媒體就不再是一個中立的內容發布平臺，而是一個內容生產平臺。

由此可見，政治和商業猖獗操控——尤其是近年來泛濫的“假新聞”（該詞成為2017年《柯林斯詞典》“年度詞匯”）——讓美國新聞業飽受煎熬。這也使得它對區塊鏈技術充滿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