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碳排放風險的決定因素
本節以碳排放三個指標作為因變量，分析公司特征（包括LOGSIZE, B/M, ROE, LEVERAGE, INVEST/A, HHI, LOGPPE, SALESGR, 和EPSGR）對碳排放量的影響。結果表明，所有三類碳排放總量和增量都與公司規模正相關，但碳排放強度與公司規模無明顯關系；碳排放總量還與賬面市值比、有形資本（PPE）、杠桿率正相關，與資本支出負相關；碳排放強度只與多元化（HHI）和有形資本相關。
2．碳排放對股票收益的影響
本節通過截面回歸的方法分析碳排放量對股票收益的影響，分別將三個范圍的碳排放量指標作為自變量，構建截面回歸模型：
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公司特征之后，三個范圍的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強度對收益都具有顯著影響，而碳排放強度沒有顯著影響。在添加了行業固定效應后的結果表明，行業對于碳排放具有顯著影響，相比于沒有行業影響的模型，回歸系數增加了70%-280%。此外，只有少數行業產生了大量的碳排放，且在碳排放量對股票收益的影像中，行業因素吸收了公司因素。在剔除了碳排量最高的幾個行業之后，公司層面的碳風險溢價更加明顯，而這意味著，在碳排放量更高的行業中，投資者對公司層面的碳溢價不那么敏感。
3．碳溢價和風險因子
本節通過時間序列模型分析碳排放風險因子能否由已有的風險因子解釋，模型為：
結果表明，在控制了若干風險因子后，基于碳排放總量和碳排放增量的碳風險溢價依然顯著，而基于碳排放強度的碳風險溢價不顯著。總體來說，碳溢價無法用已知的風險因素來解釋，即碳排放水平包含有關平均收益橫截面的獨特信息。
4．撤資假設
碳溢價的一個可能解釋是機構投資者實施可持續政策而對高碳排放股票進行撤資和排除性篩選，導致投資組合的多元化不足。回歸模型為：
結果表明，碳排放量對機構投資者持股行為產生影響，范圍一的排放量增加一個標準差，對應咨詢公司、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的持股比例分別下降21%、5%和4%。但機構持股下降不能解釋碳排放風險溢價，表明機構投資者不會根據碳排放量篩選公司，機構持股不是碳風險溢價的主要來源。
5.投資者認知
本節通過比較2015年巴黎協定前后碳溢價的差異，并根據2005年的水平估算了90年代的碳排放量，探究投資者認知對碳溢價的影響。結果表明，投資者對于碳風險認知的變化也可能影響碳溢價，特別是人們對氣候變化意識更強的時期將具有更高的碳溢價。
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 碳排放對股票收益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減緩氣候變化與減少碳排放之間存在直接聯系。無論是通過生產商品和服務，還是通過使用其產品，企業都受到遏制碳排放政策和可再生能源技術沖擊的不同影響。
第二， 碳排放風險本質上來源于投資者對相關風險認知后的投資偏好，機構投資者對特定行業或公司的撤資行業對碳排放風險溢價也具有重要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