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激勵配合管制，不要純管制
碳稅與
碳排放權交易在本質上相同，都是要求碳排放行為者支付成本，刺激節能減排，降低經濟行為的碳排放外部性影響，但兩者之間又有鮮明的差異。
征收碳稅具有強制性意味，是一種較為粗放的外部性控制手段，稅率過低則無法有效的實現減排目標，稅率過高更是會打擊企業的市場信心、抑制經濟活力。總言之，碳稅機制的安排管制大于激勵，影響的更多的是企業的短期行為，對長期視角的經濟轉型助益甚微，也容易帶來經濟模式或者結構上不健康的扭曲。而“碳排放權”交易的語境是市場，是一種基于排放總量控制邏輯的自發商業行為。限定碳排放的總量，一定程度上是賦予了“碳排放權”稀缺性，而排放量的衡量與價格的制定，則使其具有流通屬性，同時又使減排具備經濟價值，將碳減排行為從一種
公益性質的社會責任轉變成能夠帶來經濟利益的經濟行為。
國際經驗上，除了2005年建成的歐洲EU-ETS交易市場外，追溯到更早的1974年，美國就曾基于1968年戴爾斯提出的排污權交易理論，開始實行“排污權交易”政策，以試驗循環經濟轉型措施中，市場機制的有效利用場景。
“排污權交易”機制同樣賦予排污權以資源屬性，將公益性質的減排行為轉變成有利可圖的經濟行為，有效的激勵了企業環保生產轉型，美國“排污權交易”制度采用容量結余政策、補償政策、總量控制政策及排放信用存儲政策為四項標志性的創新政策，對我國的碳排放權交易機制的設計與完善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容量結余：也稱凈額制，即分配給有關企業一定總量的排污權，各個分廠可以換用或輪流使用。
補償政策：對某一行業中新加入企業提出了一定的準入條件，新進入該行業的企業必須按規定為已有的排污企業安置一定的排污裝置作為其增加排污量的補償。
總量控制：在不超過排放總量指標的前提下，允許各污染源對排污量進行相互調劑，從而達到控制污染總量的目的。
排放信用存儲：允許企業對標準排放量與實際排放量之間的差額進行存儲和交易，形成一種排放權間接交易的機制，例如芝加哥1979年建立的市級排污額存儲交易機制，即某企業可以從“銀行”中購買排污額度，但必須補償其購買額30%的金額，另外還必須進行相關的環保工程建設。
在我國現行交易體制下，國家為企業設定免費排放配額，企業也可以通過競拍形式獲得碳排放配額，實際排放認定后的結余配額可以流入市場進行交易，碳排放權的價格因供需關系的變化而波動。總而言之，相較于碳稅的征收，“碳排放權”交易將“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進行交易，是一個激勵與管制并舉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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