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我也想成功，也想證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尋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詢問他們有沒有什么成功的秘訣。我采訪了上千位精英人士，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征”？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我們有沒有想過把他們扶起來，說聲對不起？為了“成功”，我們忽略了路邊的風景，忽略了身邊的人，我們能不能停下腳步給他們一個微笑，給他們一個擁抱？
我曾收到這樣一條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做了多大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愿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
蕭伯納曾經說過：“一個理智的人應該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會想去改變環境適應自己。但歷史是后一種人創造的。”在我看來，成功的首要意義在于做自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有時出身優裕與出身貧困一樣容易讓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籠。許多富家子弟僅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就放棄自己真正的夢想，成為某種傳承的工具。
“股神”巴菲特的兒子彼得在這一點上是幸運的。他19歲時做出決定，不進入父親呼風喚雨的金融界，而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當他忐忑不安地尋求父親的意見時，巴菲特說：“兒子，其實我們倆做的是同一件事——我們熱愛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傳書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群體，到終于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進步。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一起推動社會變得更開放、公平、溫暖，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后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可能是因為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么概念。
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課后問：大家有什么問題嗎？一個大教室里面，100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
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里掏出了一塊美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就把這張美金送給他。”
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記得后來我舉手了，至于硬著頭皮問了什么問題，了無印象。
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后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記得她當時談到，《正大綜藝》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種。
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為什么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
其實我當時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后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試后，我走上了《正大綜藝》的舞臺。
從美國學習回來以后，1998年我加入了鳳凰衛視，作為制片人和主持人制作《楊瀾訪談錄》的前身《楊瀾工作室》。我當時就是希望能做中國電視史上第一個“一對一”的高端訪談節目。其實那個時候自己也不過才27歲，不乏幼稚之處，但是我很有熱情。
當時香港電臺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叫《杰出華人系列》。這個系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世界各地的各個領域的杰出華人，從李嘉誠到貝聿銘，等等。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把優秀華人所做出的杰出成就，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
所以在最初的兩年，基本上誰成功我就采訪誰，而采訪的內容不過就是講你怎么成功的，是刻苦啦，堅持啦，有伯樂啦，等等，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采訪華裔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
崔琦告訴我，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
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了解到了一個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的機會。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里就這么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可以幫著干農活的年紀，不愿意放兒子走。
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小崔琦舍不得離開家，母親就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然后把家里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里。就這樣，小崔琦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
但令他沒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因為他的父母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饑荒中餓死了。
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之類的。
崔琦的回答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說：“其實我寧愿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農村，留在父母身邊，家里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于餓死吧。”
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諾貝爾獎也好，科學的成就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而如果我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所謂的“成功故事”，我們也就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了解和體會，最終歸于淺薄。
我覺得采訪其實像是一次探險，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做專訪常常是交淺而言深。一個從未見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時間，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層的東西。可人家憑什么要告訴你呢？
這就好像你進入一個叢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個方向，并不知道中間會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溝壑，是否會在山窮水盡之際突然柳暗花明，眼前開闊。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訪談就變成一次有趣的旅行。這也是為什么我一直樂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問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時，我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實我們每個人自問的問題可能比問他人的問題更重要，簡單的問題比復雜的問題更重要。比如，“我是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我快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