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這個周末，中國經濟學界的朋友圈被一個會議“刷屏”了。
沒錯，就是2月16日下午舉行的經濟學界一年一度的“開年盛會”：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
堪稱“中國經濟學界頂級智囊”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等人草創于1998年，聚集了中國具有一流學術水準，享有較高社會聲譽的近50位著名經濟學家。這一論壇已經成為國內外公認的中國高層經濟決策的“智庫”，亦正在成為窺探中國當前經濟政策運行的重要窗口。
今年年會恰逢論壇剛剛完成了一次規模最大的換屆，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 中財辦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廖岷，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等10位年輕官員和學者成為了論壇的新成員。2019年會是這些新進成員的首次集體亮相。
本次年會以“如何實現‘六穩’，保持經濟長期向好”為主題（注：“六穩”即穩就業、穩外貿、穩投資、穩金融、穩外資、穩預期）。魏杰、方星海、吳敬璉、易綱、樓繼偉等參加了年會，為中國經濟把脈。小編精選了幾位重量級專家學者的精彩演講，對于2019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進行了探究與分析。
魏杰：民營經濟發展不是要實惠，而是要公平
魏杰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過去的2018年是艱辛的一年，結合2018年的狀況，2019年有兩件非常值得關注的事，一個是保證老百姓的財富安全問題，另一個是要關注民營經濟群體。
我們經常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有錢了，項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為什么？就是因為預期不好，沒有安全感。因此，穩預期實際上在“六穩”當中是非常重要的。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全體勞動者都從無產者變成了有產者，但是2018年大家的預期普遍不好。老百姓有了財富后，最大的擔心就是財富安全問題，找不到安全性的資產，也不知道什么資產是安全的，就產生了恐慌心理。
因此，要讓老百姓有安全感，穩預期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保證老百姓的財富安全。四十年財富積累不容易，一旦出問題很麻煩，財富一定得安全。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誰功不可沒？民營經濟群體。民營經濟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貢獻在60%以上，對社會就業貢獻在80%以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龐大的群體。某種層面來講，這個群體的預期好不好直接關系著中國經濟的增長。
但實際在過去的2018年，民營經濟是預期最不好的一年。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聲音？其實民營經濟發展不是要優惠，而是要一個公平、平等的市場環境。
那么怎樣才能為民營經濟的發展營造這種公平、平等的市場環境呢？
第一，理論創新。現在民營經濟理論只講必要性，不講必然性，反復講就業增長之類的，好像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這種理論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第二，法律必須調整。必須保證法律的公平、公正。如果民營企業、國營企業同樣發生一個犯罪行為，但是面對的法律準則卻不同，怎么能讓大家安心？
因此，2019年穩預期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對民營企業面臨的這兩個問題做出切實的調整，來虛的是不行的。
綜上所述，2019年穩預期必須要解決這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個是保證老百姓的財產安全；另一個民營經濟預期一定要提高，理論創新、法律調整必須跟上。
樓繼偉：不能行政運動式“去產能” ，產業政策應普惠
樓繼偉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
我國經濟仍舊處于換擋期、陣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此外，又進一步疊加了“中美經貿摩擦”，下一步要面對的比較大的問題是國際規則重塑的摩擦。
當前正在進行的“三大攻堅戰”都是必須做的，也存在還歷史欠賬的因素。這是對透支和失誤的還欠賬，環境污染這么多年，不注重環境污染，現在環境污染治理的時候當然對經濟下行是有壓力的。
目前面臨的重大金融風險，不能都認為是此前6萬億的時候造成的，實際金融自己的加杠桿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資平臺造成的。我覺得這是失誤的，因此造成了現在重大的金融風險。
高質量發展有利于穩經濟。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運動式的方法，這會對“六穩”造成比較大的傷害。比如運動式的治污，關了再說。當然中央已經糾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層層往下越來越放大，這些都在糾正。
行政運動式的去產能，比如煤鋼產能在“去”的過程中，由于安置職工，國有企業是要比民營企業難得多，因此在同樣污染獲得安全標準之下，“去”的民營企業比較多。后來PPI大幅度上漲，成本向中下游傳遞，中下游的民營企業比較多，感覺負擔沉重。
“去產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其中重要的一項任務，應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上下工夫——用改革的辦法完成。
產業政策在經濟早期發展階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來，產業政策的實際作用“不敢說都是正面的”。以汽車為例稱，產業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兩微”。結果“兩微”破產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資了。現在“三大”民企的汽車、自主品牌的汽車基本是在產業政策的圍剿和縫隙中成長起來的。（吉利）到外面收購了沃爾沃，我不評價它的戰略對不對，但是這個做法就說明被圍剿的這些企業有實力。我認為，產業政策應該轉向普惠化、功能性。
我認為，“六穩”之中，穩預期很重要。
姚洋：中國要適應低速的增長態勢，日本的發展很有借鑒意義
姚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中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在2006、2007年曾達到頂峰，之后就開始下降，預計未來還會進一步下降。現在我們已經告別了出口導向的擴張型增長模式，我們的工業化巔峰時期已經過去了。
中國在新世紀的頭十年工業增長相當于之前四十年的增長，這個增長速度是非常驚人的，但是在2010年之后，工業化就調轉了，現在已經開始了去工業化。
去工業化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不可否認去工業化會造成經濟增長減速、外需增速下降、服務業的技術進步率低。但去工業化也帶來了很多的好處，比如使得老百姓勞動收入占比上升，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刺激消費、國內消費比例上升儲蓄占比下降。
伴隨著去工業化的開始，我國的勞動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在2010年達到頂峰之后也隨之開始下降。目前服務業成為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部門，我們的人口紅利進入了消退期。
我國目前的情況并不特殊，無獨有偶日本也曾經歷過去工業化，日本的轉折點是1971年，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日本的消費率一度達到最低點52%。
韓國是1988年工業化頂峰基本結束，日本在那個時候被迫轉型。1973-1993年，日本增長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壟斷了世界幾乎所有的創新，但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只有不到3%。
中國和日本的情況有著極為相似的地方，因此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什么樣，日本的發展很有借鑒意義。我們要適應低速的經濟增長態勢，我們總說創新能夠提高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實創新是提高不了的。
樊綱：當經濟出現波動，要理直氣壯采取宏觀調控
樊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目前我國投資增長動力不足，各種增長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勞動參與率在下降、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體制上還存在各種缺陷，因此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體制機制，需要天天講、年年講，有些事情可能一時半會兒見不了效，但是現在就得做，這是長期性的措施。十八屆三中全會定了那么多改革，這些年落實了多少？體制改革的難處就是需要長期的堅持、長期地進行改革。
那么當長期性改革實現不了時，就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維持穩定發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屬于需求側的，包括財政的支出、貨幣的供應、利率、稅率等等。
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的宏觀調整是并行不悖。要隨時隨地、時時刻刻推進改革，但是當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也需要理直氣壯地采取一些宏觀調控措施。
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國家都是這么過來的，他們這幾年的宏觀調控，就為了穩經濟，負利率一下子執行那么多年。宏觀調節起來也是毫不含糊的，一個又一個地采取各種措施。
不能供給側改革遲遲不見效，也不在需求側實行一些必要的調整、必要的調節措施。這兩方面都是需要的，當我們討論改革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忘記，如果沒有經濟增長，一定的穩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難以順利推進的。
但是需求側的調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說需求側需要調整就變成“大水漫灌”。
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擔宏觀調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貨膨脹，防債務率過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擔此責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調控當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負責，包括把地方債務等關進籠子里，讓它起到該起的作用。
地方政府的職責是地方發展、地方建設，宏觀調控需要中央政府負起全部的責任，需要在熱的時候壓、冷的時候托，進行雙向、逆向調節，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方星海：新股上市首日存在“彈簧效應”
方星海 證監會副主席
當前新股發行制度（二級市場發行首日漲幅不超過44%）導致新股發行上市后二級市場短期內價格超漲（彈簧效應），新股二級市場短期定價水平顯著超過了以往時期。這使得二級市場投資者預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漲，放大了價格扭曲，造成新股長期回報率低下。
由于創業板相對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誘發投資者盲目追漲，導致在當前制度安排下創業板新股二級市場價格扭曲更加嚴重。
（實際上，方星海在1月份人大會議上已講過上述觀點，有人批評他說，“方星海沒抓住重點：IPO的定價不改，卻想去改二級市場的價格”。他回應稱，二級市場的價格改起來相對容易一點，改革二級市場價格是為今后IPO的價格改革創造一個參考。）
張維迎：什么推動了中國40年的高增長？
張維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中國經濟最需要的是“變”，只有變、只有改革才能“穩”。
據中國經濟增長數據，2007年之前東部增長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后，則是西部增長最高，中部次之，東部最低。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有一個“中國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優越性，東部應該向西部學習？
大家可能都覺得很荒唐，中國模式的基本結論就是這樣的，（很多人說）過去40年，中國比西方增長好，有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但我認為，上述觀點的錯誤就在于把經濟看成“靜態”的，而經濟實際上是動態的，市場化是一個過程。如果我們從過程來看，這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由于中國東部地區的市場化遠早于西部地區，所以，越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長得越高。
此外，在國有部門方面，國有部門退出越快的地區，經濟增長越好，而私有部門和外資企業進入越高的地區，經濟增長也越好。所有這些數據得出的結論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凡是“國退民進”的地方，增長比“國進民退”的地方要好，無論是按照工業資產的比重來算，還是按照就業的比重算，結論都是非常一致。
中國未來的增長須依賴于創新，盡管剛剛起步，但通過數據可以看出，市場化程度高的這些地區，其R&D的投入就比較高、研發密度也比較高，新產品銷售占總銷售的比例也比較高，即越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創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門來算，一個地區的政府部門越多，人均專利越少，越缺少創新性。國有部門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專利也越少。其它的數據跟我們都是非常一致的結論，凡是國有資產比重高的地方，工業R&D研發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資企業比重高的地方，R&D研發密度就高。國有部門高的地區創新能力就差，民營部門和外資部門高的地方，創新能力就高。
盡管我們有好多中國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鄧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們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們有了那些中國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最后我用哈耶克的這句話結尾：事實不能告訴我們什么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對事實錯誤的理解就會改變事實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