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慮貨幣的重要性時，必須要考慮其背后的原因。貨幣不似生產，能為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動力。生產確保了貨幣的存在，而貨幣促進了生產交換。
這就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基本論述：“任何個人與國家在任何時候都無需擔心擁有的錢少于所需。”有人生產，就有人需要一張能交換所有可用之物的“入場券”。一種用于交換的度量衡的創建或到來，便成為勢之所趨。
貨幣能使酒商定期與烘烤師交易、能讓我們彼此交換，盡管酒商真正想要的是屠夫手中的肉，而我們的消費欲望不盡相同。
若將所有這類需求降至基本水平，那么在美國，即便聯邦政府從未發行過一分錢，所謂的“貨幣”也極其充裕。正因為美國人一直如此富有創造力，“貨幣”最終會流向這里（或在這里鑄造）以使交易平順。而沒有它，我們都將生活在洞穴中。
生產是為了得到我們沒有的東西，或用我們的所有物交換未來的收入流。所以在美國，無論有沒有財政部或鑄幣局（Mint），各地都認同貨幣就是價值。正如私人制造商為我們生產鞋子、襪子、碎牛肉和智能手機，他們也會采用固定價值的度量衡，使貿易與投資成為進步的動力。
這就將我們帶入了美聯儲高官、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William Dudley對“加密貨幣”的最新批評。他觀察指出：“就估值而言，加密貨幣圍繞著一股投機狂熱，我認為這很危險，因為我并未真正在實踐中看到某些加密貨幣的真實基礎價值。”
Dudley的觀點是合理的。毫無疑問，加密貨幣缺乏任何真正的基礎價值，但美元亦如此，缺乏基本的定義。作為一種交換媒介，美元無疑已被全球接受，但美元能換來什么一直在變動。1970年，1加侖汽油的成本為0.36美分，2018年價格是前者的數倍。但1970年以來，汽油并未像美元急劇貶值那樣成為稀缺資源。
大多數讀者知道其原因何在。1970年代初，美國規定1美元等于1／35盎司黃金。但1971年，美元開始偏離這一價值標準（就物品而言是1973年），預示著尼克松總統偏好弱勢美元。此后美元的市場表現如他所愿——用黃金官價來衡量的話美元已在貶值。雖然美元自那以后曾有過短期升值，但大趨勢是下降。過去，1美元能購買1／35盎司黃金，現在僅能兌換1／1330。
加密貨幣與美元一樣，沒有真正的基礎價值。然而，兩者之間存在重大區別。應該說，美元的全球使用說明它有一個更內隱的基礎價值。具體而言，美元得到了地球上最具生產力的人以及最強大軍隊的支持，這對生產商來說顯然意義重大。顯然，它與基本商品的定義不同，但是真實的。
與此相反，加密貨幣只信任它的發行人，也許還相信它被發布或“挖”入市場的方式。此外，Dudley對加密貨幣的明確批評以及對美元的隱晦批評，對加密貨幣而言意味著一個機會。只要“貨幣”回歸到古典定義，加密貨幣就具備了取代美元的潛力。
具體而言，亞當·史密斯早就指出：“貨幣的唯一用途就是消費品流通。” 加密貨幣的發行人及粉絲所忽視的也正是這個，即貨幣只是一種度量衡。這就是當下私人貨幣沒有適當機會取代美元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加密貨幣的缺陷，說明它們能被輕易地改進。
首先，當代奧地利學派與一些貨幣主義者中間流行著一種落后理念，即有用的貨幣必然稀缺。沒什么比它更不符合事實的了。全球公認的好貨幣不僅需求量大，還供應充足。
就人口而言，瑞士是世界第99大國，但瑞士法郎是全球流通最廣的貨幣之一。正因為瑞士法郎長久以來被認為相當可信和相對穩定，它才能被全球生產商廣泛接受。其供應量的持續增長，正是因為真正財富的創造者迫切需要它來交易他們生產的物品或服務。簡言之，阿根廷比索不會使全球貿易順暢，巴西雷亞爾與剛果法郎同樣不能。
這就帶來了流行于加密貨幣粉絲之間、對貨幣的另一類誤解：他們根據市值的增長程度來判斷是否私人貨幣。這類觀點顯然過于落后，事實上貨幣升值與貶值同樣可怕。確切地說，如果貨幣只是一個多頭與空頭交易的投機性概念，那么加密貨幣持有者將會知道他們的“貨幣”不是“貨幣”。好的貨幣非常簡單：在失去其商品的定義之前，貨幣市場處于休眠狀態甚至不會存在。那么，為什么要交易呢？
加密貨幣的問題在于，目前它們是模仿品，并且就比特幣而言其波動性遠遠超過了美元。在那種情況下，加密貨幣的機會在于模仿美元和其他以穩定著稱的舊時貨幣。黃金作為貨幣已使用了數千年，這不是巧合，而應感謝獨特的儲存／流動特性帶給它的驚人穩定性。私人貨幣發行方可以輕易地將貨幣價值與固定重量的黃金或其他穩定性強的商品掛鉤。
誠然，目前的加密貨幣在Dudley看來缺乏“基礎價值”，但這能改變。不像政府發行的法幣，私人貨幣創造者能賦予其一種特定的、基于市場的定義。
如果是這樣，私人貨幣的未來很可能是光明的。如果美國國債貶值，替代品微乎其微；但若私人貨幣變成類似度量衡的舊時錢幣，那么很快會涌現出無數替代品。確切地說，未來成功的加密貨幣之所以會成功，正是因為它們蜂擁而來，而這要感謝它對價值穩定性的重視。機會就在這里。（核財經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