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熟細分的中國制造業市場來到越南這個折疊的商業世界，機會驟多的同時，也步步都是風險
文 | 陳瀟瀟
編輯 | 謝麗容
2019年12月的一天，下午4點，李世華叫人把燈都打開，好讓人看清楚他的廠子。
新刷的白墻，碩大幾個字，“只要結果，拒絕理由”，下面是一串不太地道的英文翻譯。我們身處越南北江省的一處工業園，往右幾家狗肉店，往左就是富士康。
生意來了，他心情不壞。產線總共四條，“兩條定給了富士康。”他做的是SMT貼片，一種電子配套的粗加工，但隨時想證明自己的實力。“立訊也做，都是世界級的企業。”
幾位客戶從東莞來，在一處貨架旁停了下來。
“這個怎么防靜電？”
“我們有防靜電的盒子。”李世華理解客戶的潛臺詞。在電子產業鏈發達的東莞，這種配置只能算作坊。但他不著急，客客氣氣，請客戶喝茶。他清楚自己的優勢不是設備，不是裝修，而是他在越南。
李世華40歲了，沒有什么可炫耀的履歷。他倒賣過化工原料，做過模切，奮斗了20年，也只能在東莞運營一家幾百萬收入的小廠子。但在越南，他用一條微信就能夠到巨頭，談起了上億的生意。
他的原話是，與“世界”接軌了。越南，就是那個讓他對接上巨頭的折疊空間。
但哪怕再往前推一年多，2018年7月，人們聽到的多半都是敗興而歸的故事。多的是抱一麻袋美元，走地下錢莊，最后失敗的中國老板。2018年李世華第一次來越南考察，大部分中國供應鏈企業正準備打道回府。大廠也難以幸免，富士康常年在越南只利用了兩成場地，訂單很少。
機會驟然而至。自2019年特朗普打響貿易戰，越南因為一系列關稅優惠政策，從中國承接了大批針對歐美的訂單。2019年上半年越南對美國的出口增加了26億美元，包括11億美元通訊器材。其中大頭是蘋果Airpods和富士康的。
市場開始速成，但沒有人預料到。有資本的公司都瘋狂搶地、擴張，建筑執照還沒到，地基已經打好了。出手最大的也是蘋果的代工企業，歌爾和立訊分別追加了接近3億美元置地，為的就是爭搶更多訂單。一位歌爾當地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說，“2013年被三星逼過來配套，現在變成了一個好事。”
土地一時間金貴起來。北越好幾個省的工業園忽然被一搶而空，地皮價格漲到了東莞的水平。這些此前無人問津的土地，多半未被開墾，一腳踩上去，全是牛糞。
北寧一處工業園，已經賣出的地皮上還在放牛。攝影/《財經》記者?陳瀟瀟
2019年中國對越南投資超過400起，這還只是官方數據，實際上要多得多。一些中國廠商為了更快更容易拿地，選擇從新加坡注資。王立林就是其中之一。當地政府喜歡更守規矩的新加坡公司。
王立林是東莞一家螺絲公司的市場主管，上游日系客戶從2017年就開始向東南亞轉移，他認為越南存在真實的機會。三星、富士康、佳能，這是一個巨頭林立卻沒有成熟產業鏈的市場，有配套供應鏈的機會。
在這個被資本、巨頭、政府迅速催熟的市場，機會折疊了，蝦米夠到了大魚，也吹大了欲望。但卻始終缺乏與之相匹配的生態，一旦遇到外部不確定性時，也往往更為脆弱。和所有去往未知的淘金故事一樣，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發現，自己其實在走鋼絲，只是最初沒有察覺。
有巨頭沒伙伴的地方
王立林之所以愿意在越南賭一把，就是因為沒有其他競爭對手，但來了才發現，這里也沒有賴以生存的配套產業鏈
到越南的第二天，王立林帶《財經》記者拜訪本地合作伙伴，一家電鍍工廠。對這家公司，他很有信心，反復說，清一色中國進口設備，關鍵是“大”。老板是越南人，很靠譜，因為握手很緊。在越南，握手越緊，代表越重視你。
這家很“大”的廠子隱在一片樹林背后。當天有球賽，不少工人請假，到處都是貨架，一個工人蹲在地上清理螺絲，墻上掛著5S證書。王立林說，來了5次越南才找到這，是公司做成業務的底氣。
等了半小時，一個工人跑過來說，老板不在。從工廠出來，王立林一路沒話。我們都明白，老板爽約了，關鍵是理由：排放有問題，被叫去了環保局。
王立林很冷靜，這不是第一次遇到“黑天鵝”。“都說去越南是賭博，不知道什么時候，就冒出一個黑天鵝。”
越南胡志明市街頭駛過的摩托車。圖/法新
在一個速成市場，隨時可能踩到坑。租個廠比東莞還貴，合同簽了可以隨時反悔。當然，還有更大的坑，那就是找不到配套，哪怕只是做一顆螺絲釘。
王立林身處的螺絲行業，有電鍍、熱處理好幾個配套環節。從東莞工廠出來，走幾步就有大把配套廠。這是中國供應鏈的特點，千百個供應商環環相扣，像樂高積木一樣搭成一張網，分工越細越有效率。
得益于齊全的配套，過去20年，公司只專注在螺絲上。從上世紀90年代的土瓦房，做到了東莞最大的幾家之一，佳能、兄弟、ABB都是客戶。他總結，能打入歐美日系客戶體系，就是因為專注，“敢跟客戶拍板，100萬個里只有十個不良”。
但到了越南，專注成為了王立林最大的噩夢。
他埋怨當地沒有“趕集網”，什么都要靠打聽。一次，當地投資局官員推薦一個電鍍廠，他興沖沖找過去，廠子藏在村子里，連個標識都沒有。老板摸出正在做的產品，一個鍍好膜的手機框，一看，LG的。簡直跟90年代的東莞一模一樣，村子里蓋作坊，滿地是油，做完熱處理，還要走20公里，再去做電鍍。
找不到，就得自己做，這讓王立林很糾結。電鍍高污染，要達標準，多加20％的成本。關鍵“環保是一筆砸到水里的錢”，花錢去做產生不了“價值”的事。很多老板不愛碰這塊。
北越是越南的電子產業重鎮，政府早年通過一系列土地、稅收優惠政策，招攬了三星、富士康、佳能等國際巨頭。也因此旱澇保收，北寧工業局的一間會客室掛著“招財進寶”的大字，一位戴著勞力士金表的官員告訴《財經》記者，當地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里程碑，“不僅有三星、富士康，還有了五星級酒店”。
但這是個有巨頭，產業鏈卻匱乏的地方。北寧、北江、仙山……這些地方都很相似。野雞在公路上飛，田地漫無邊際，農民隨時在墻根下挖池，一旁就是富士康。
歌爾當地負責人從工廠走出來，只能找到一些印刷、包材，最多彈簧。作為一級供應商，2013年歌爾被三星要求到當地設廠，以保證快速反應。但電子產品的供應鏈是一個網狀結構，一級套著一級，越往前端越難轉移，尤其是零部件。歌爾80％的零部件依然要靠進口。
王立林之所以愿意在越南賭一把，就是因為這里沒有螺絲。
2016年，佳能、兄弟等日系廠商往東南亞轉移，王立林去泰國考察，當地配套發達，但日韓系的螺絲廠早已扎根，如果去，沒有競爭優勢。正在猶豫之際，在一個國際展會上，他聽到很多在越南的日系公司抱怨買不到好的螺絲。
沒有競爭對手，這是很多企業賭在越南的原因。
來越南前，李世華盤算過，貿易戰一打，肯定有不少人把單子發過來。無論品質好壞，在現場就是優勢。但他沒想到，一下就對接上了巨頭。
做生意，就不要怕圈子大。頭像換成SMT機當廣告，有人拉群，從不拒絕。大大小小的微信群，加了50多個。邊喝茶邊回復消息，兩個手機輪流看。一天，富士康的采購人員在群里問，“有誰做SMT？”，生意就這么成了。
“做生意講究的是誠意，都是大企業，產能要保證。你不在現場，怎么保證？”“商道酬勤”，他的廠子里到處都是類似的標語。
官方數字顯示，2019年中國對越南投資增加了65％。官員指著墻上一面規劃圖，上一個十年規劃出的土地，還沒開墾的，只剩15％了。
有被貿易戰逼過來的，也有看到市場機會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這里有大廠的訂單。
小廠的糾結
越南幾乎沒有本地市場，只能守著龍頭企業吃飯
“以后想交易的，必須在越南。”李華就是這樣收到短信的。為了降低成本和供應鏈風險，巨頭每到一處，都想帶著配套伙伴。李華感覺，過去只是要求，但貿易戰一打，變成了“要挾”。
李華生產數據線里的銅絲，“十根iPhone數據線，有七根里的銅絲是我們生產的。”富士康是大客戶，不來就喝西北風。
2018年底，富士康“要挾”所有一級供應商到越南辦廠，以達到30％的本地制造標準。去年11月，富士康拆除成都產線，鼠標和鍵盤、蘋果數據線的訂單悉數到了越南。
五六家大膽的已經買地了，也有打安全牌的。先注冊貿易公司，卡個位，拿下供應商的資格。或者邊做邊看，富士康擴廠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
北寧一處寫字樓租賃處，工作人員示意空房不多了。攝影/《財經》記者?陳瀟瀟
李華清楚里面的利害關系，不來，訂單沒了，但來了，風險巨大。而且，越南還是一個小費國家。
逢年過節得定期打理，否則消防、海關查水表。春節一到，政府成了百貨樓，現金、水果、名酒，堆滿樓。還有張口就要20萬美元的，很多官員在中國待過，飯桌上只喝白水，走時順走茅臺，“很識貨”。
好處也有，只要肯花錢，插個隊，搞個證，中國工廠都竣工了，日本人還在排隊。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中國老板們經常感慨，在越南，很習慣，越南菜加點油就是中國菜了。
這些灰色支出一股腦算上，買地建廠回本要六年。前提還是上游訂單有保證。“因為只要你來了，就基本被鎖死了。”
李紅旗就被鎖死在了靜電刷上。這種打印設備零部件，用于防靜電，當地無法生產。靜電刷本來是日本公司的專利，后來管理成本越來越高，交給了幾家中國公司。2008年金融危機后，這些日企大批轉到越南，李紅旗的公司是唯一冒險跟進的。因此包攬了全球絕大部分份額。
成為行業冠軍也有代價。在中國，有龐大的國內需求市場，生意不愁。但越南尚處市場經濟初期，幾乎沒有本地市場，只能守著捆綁企業吃飯。
靜電刷一年到頭撐死1000多萬個，模具一開，一個月的量一個小時就做完了，但產線一停就是成本。最怕是6月，農忙來了，工人要回村割麥子，李紅旗去算經濟賬，請假損失的工錢早就夠收麥子了。工人回敬，“中國人就知道賺錢。”
遇到罷工就更慘，只好多備庫存，資金鏈繃成弦，一旦上游訂單下滑，“嘣”就斷了。
他兩手一攤，“說白了，越南就是一個中轉站。而你就是客戶在越南的零部件倉庫，而且是免費的。”
河內夜市到處都是賣越南制造的鞋店；攝影/《財經》記者?陳瀟瀟
決定來越南之前，股東群里雞飛狗跳，保守方怕一旦出問題，國內輸血，越南成了無底洞。
陳紅是王立林的上司，大股東之一。她喜歡投資，一有錢就花掉。她堅信“要看準大方向。這個方向就是走出去”。就像她的人生，十多年前，她還是四川縣城里的一個小學老師。
她的自信來自對國內市場的判斷。國內制造業也不樂觀，尤其螺絲是工業之米，過去很少活不下去的，去年一倒就是好幾家，普遍業績下滑30％。
大廠訂單轉移是主因，三星惠州工廠 一搬走，立刻有螺絲老板甩手不干，1.5億元求收購。一些失去訂單的同行，反過來爭搶本就縮水的國內市場，一個螺絲從2分錢降到了1.5分。
這個趨勢還會繼續。“就算沒有貿易戰，勞動密集型大廠也會逐步把低端制造往越南轉。”歌爾負責人說，這一定是趨勢。回國去看，產線里清一色的中年大叔、大媽。但在越南，還能招到年輕勞動力。不僅人力成本只是三分之一。只要招得到女工，效率不比國內差。
越南女人聽話，安分，國內一天做多少，這邊也能做多少。都是自動化流水線，“工人就是要像機器一樣，不要有那么多想法，這樣品質才最穩定。”還有一點，越南女人手小，有些動作，連鑷子都省了。
“高端制造反而沒必要來，都自動化了，還需要什么人力呢？”
留下必然是血雨腥風，越南市場小，但至少沒什么競爭對手。2019年6月陳紅以公司名義買下土地，但花的是個人的積蓄，1000萬元人民幣全是現金。當風險轉移到個人頭上，股東群里安靜了。
求生手段
韓國經理的價值不在于是不是一個好人，而是能搞定客戶
土地問題總是在廠房建好后顯現。工廠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下陷，這在園區很普遍，夏天潮濕得不行。
但更讓李紅旗發愁的是，訂單也在跟著下陷。去年初上游的兄弟、佳能計劃年產1300萬臺打印設備，到了去年底，計劃突然下調了30％。
越南本地市場活力還沒有帶動，一旦上游大廠吃不飽，更不用提小廠，只能在夾縫中生存。
不想被鎖死，就要拓展品類，讓很多客戶需要你。工廠會客室里陳列了各式產品，螺絲、轉軸、按鈕……擺滿了一面墻。除了靜電刷，大部分不是公司的專業。李紅旗幾乎每年拓展一個新業務，十年間發展出了12個。
他算了一筆賬，有些東西虧本也得做，因為不做更虧。人工、廠房都已是固定支出，沒這單生意，還是支出，只有接住單子，資金才能進來。
規模越大風險就越大，一個不小心，資金鏈就出問題。工廠本打算擴建，現在被迫停止了。效果圖上看，計劃修成一個U型，現在的形狀成了一個“問號”，正像公司目前的處境。
12個業務相當于12家小公司，各立山頭，陽奉陰違的事時有，管理風險越來越高。一旦有經理辭職，老板就要顫抖，業務資源都系在個人上。
還得防著中國同行。李紅旗一喝酒就話多。同行聚會上，任何話題都不避諱，但一談到具體業務和客戶，就開始疏離，生怕對方偷了自己的優勢。
王立林來拜訪，因為李紅旗有了電鍍業務。2018年，越南當地政府收緊了電鍍許可證。他看準了機會，搞定了電鍍牌照，有牌照也是競爭力。
李紅旗清楚，公司業務雖然多，但沒有別人復制不了的。“我們的優勢是便宜。”
一位長期觀察海外企業的當地教授說，這是中國企業在越南的特點，都喜歡做很多業務，把盤子鋪大。
北寧省街頭隨處可見中國手機品牌。攝影/《財經》記者?陳瀟瀟
李紅旗一年回國四五次。平時沒事，工廠湊一桌麻將，像樣的餐館太遠，往右十分鐘就是力帆摩托。這個上世紀90年代的市場霸主被日本豐田取代，現在只剩一個破廠房。幾乎所有中國老板都會講力帆的故事，“質量太差搞壞了中國企業的名聲！”
由于這些心照不宣的理由，拓展客戶也要技巧。圈子里默認日韓公司的訂單最搶手，利潤高，回款快。
為了減少交流障礙，日韓企業在當地本就趨于保守。韓國人跟韓國人做生意，日本人跟日本人做生意。不過，當你看起來“是”一家韓國（日本）公司的時候，一切就不同了。
2017年富士康訂單落空后，來淘金的王立做進了三星的供應鏈。他通過中介，找來一個韓國人，再不濟也要找個朝鮮人，走哪見客戶都介紹這是“經理”，王立本人從不露面。
韓國人不好伺候，住洋樓，請阿姨，“有時接的訂單還不夠他開銷”。最夸張的一年花掉了100萬。但王立也財神爺一樣供著，客客氣氣。他清楚，韓國經理的價值不在于是不是一個好人，而是能搞定客戶。
見客戶握手鞠躬，王立覺得韓國人那套禮儀真管用，好像說完“aniaseyo”，生意就成了。其他方面，無論業務還是中國，“韓國經理都不懂”，也不需要懂。韓國“經理”簽完單子，王立只用守著工廠，聽著印刷機刷刷響。他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
在越南有六成的供應鏈廠商只服務于三星及LG，盤根錯節，像王立這樣來淘金的很多，不少明面上是韓國公司，其實背后是中國老板。
王立總想著三年就能回本，現在是第四年，生意越來越難。不少上游韓國公司開始撤離，只要找到價格更低的，就頻繁反悔。韓國經理更難伺候了，買瓶礦泉水都要報銷。
這是身在越南的另一個現實：就算夠到了巨頭，也隨時可能出局。只要身處低端產業，就很難談技術競爭力，你做、他做都一樣。
慌亂中，他開始跟最不愿打交道的中國公司做生意。每天在外跑客戶，跟家人視頻的時間也少了。一家中國光伏企業由于前期過度擴張，已經拖欠了半年貨款，“都是同胞，不好催”。
最壞的時候，客戶要去柬埔寨開分廠，妻子擔心，發來一則暴亂新聞，但他還要養活工人，只有硬著頭皮跟過去。一下飛機，手機就被搶了。
王立解釋不清楚韓國公司撤離的原因，他習慣了不去想控制不了的事情。事實上，從官方數據來看，不僅韓國，最近兩年，日本的投資數額也開始下降。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直接投資總額為91億美元，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變成了80億美元。
“可能日本人不會變通，政府過來找麻煩，中國人還知道請吃飯，講個價。”歌爾負責人說。去年11月，越南大使館商務局領導跟一眾中國企業開會，“中國公司在越南，成績大于問題。”他覺得總結到位，認真拿筆記下來，“是有問題，但關鍵是把生意做下去。”
競爭已經越來越激烈，為了把生意做下去，大廠之間也互相猜謎，追蹤著蛛絲馬跡。富士康在同一個園區，新規劃了一座“巨無霸”，歌爾的人跑去看，好奇要做什么。相互研究才能迅速看對手的動作變化，做出反應。
這就像一個牌局，莊家在那兒看，心理盤算著誰會贏。立訊、歌爾、富士康……這些代工企業就是桌面上的牌客。不管怎么打，打成什么樣，莊家總是贏。蘋果就是那個莊家。
自2019年歌爾投資越南2.6億美元后，立訊也立馬追加投資。兩家公司一直在較勁，目的是絕不讓Airpods的訂單大頭落入對方之手。都是組裝活兒，技術上大家都差不多，就比修廠房。
在北寧的一處工業園區，《財經》記者看到了正拔地而起的歌爾廠房。為了趕在2019年底前竣工，工人們24小時輪班倒。一位現場的建筑公司人員說，承接過比這更大的項目，但要求如此快的，還是第一次。
訂單爭奪戰中，一些日本和美國公司提前出局，其中不乏王立林的潛在客戶。去年6月，一家日本客戶已經裁員了一萬人。一位相關人士分析，日本公司的問題是管理成本高，很難有中國公司的價格優勢。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王立林有一次提到供應鏈的圈層，他指著自己，“蝦米”。一級一級吃下去，如果沒有足夠的競爭力，就只能被吃得死死的。
韓國人撤離后，找辦公地點變得容易。在北寧市中心一處出租寫字樓里，王立林和越南房客僵持在了家具上。“簡直是坑人。”王立林小聲對《財經》記者抱怨。對方要求他買下全部家具，才肯走人，“還不是實木的”。
王立林坦白，曾去找其余十多家潛在客戶，有意愿但量不多。“只有這邊買不到才想到我們。”
“其實大多數企業還處在豁免期。”歌爾負責人說。盡管有30％本地制造才能免除關稅的政策，但政府針對外企有各種減免，越是高科技，減免力度越大。這也是歌爾和立訊瘋狂搶占Airpods的原因之一。
Airpods被越南政府列為高科技種類，一旦拿下，就能申請到更多的政府優惠政策，有利于優化利潤結構。
對于想過來找機會的下游供應鏈來說，不是什么好消息。處在豁免期意味著零部件的進口，暫時不會被要求加稅。“如果算下來在當地買更貴，還是會從國內進口。”歌爾負責人說道。
“等各種政策紅利一吃完，巨頭就走了。就像當年撤離中國時一模一樣。”
王立林越來越發現，在這個被政府和巨頭拉起來的市場，沒有珠三角今天那種腳踏實地的土壤。資本總是趨利，小公司要在本地發展很難，至少前期要付出代價。
對于王立林來說，這個代價就是可能會滾上更大的資金風險。
王立林來回走，把所有房間的電源開關都試了下，又數了數，有三個廁所。不算寒磣，最后妥協了。工廠建成之前，得盡快挖掘到新客戶，沒有辦公室，容易被當成皮包公司。
但他讓房客把墻上的名人名言都帶走，其中一條是馬云的：“要跟對老板”。王立林覺得不對。這個圈子里到處都是坑。跟著客戶來之前沒有合同，哪怕你是被捆綁。有的只是一封郵件一條短信一句話：你來不來，不來以后沒訂單。出了問題，就自認倒霉。
去年9月，買地后的第三個月，陳紅陸續給幾個東莞朋友打了電話，勸說他們入股。這家只專注螺絲的東莞小公司，決定打破20年來的傳統，要把業務擴充到六種品類，為了發展，也為了更安全。
但這對資金鏈的要求更高了，根據規定，擴充業務種類，需要增加投資額。去年11月，《財經》記者在北寧工業局目睹了這一“歷史時刻”。一進門，辦公室墻上掛著“招財進寶”四個大字。王立林遞上中國紅茶，沒有忘記辦事員的愛好。
“800萬美元會不會太高了？”他小聲問。
人口紅利真相
越南最低基本工資從2008年的平均400元漲到了1200元。加上各種福利補貼，超過2000元。照此發展，趕上國內只需三到五年
與“世界”接軌后，李世華反而焦慮了。白天西洋參不離口，晚上還失眠。都是大生意大買賣，“驅動力不同”，他不再是“小老板”了。不到半年內，又在隔壁工業園區租了一更大的廠子，以備接更多更牛的單子。
跟多數中國老板一樣，李世華在快速增長上孤注一擲，希望到第一年底把工人數擴張到500。實際上只有100人。廠房比所需空間大了三倍。
但李世華有信心，因為靠近富士康。他在富士康門口不遠處立了一個牌子。
富士康和三星長期爭奪工人，三星為了保持優勢，不允許自己的供應商開出更高的工資。招人牌子只要往門口一掛，第二天就會收到警告。
歌爾負責人發現這些供應鏈來得越多，工人越不好招，尤其是女工。即便招到，有時也留不住。來的工廠多了，總有開價更高的。
富士康工廠門口，騎著摩托下班的工人。攝影/《財經》記者?陳瀟瀟
“越南人又不傻。”阿杰是我們的司機，老婆馬上生二胎。以前沒錢賺，只知道玉米倒伏，現在看到了利潤，何況還要養家，“會挑的”。
幾年前阿杰在臺灣開挖土機。工廠越南人就兩個，早晚輪班，24小時不停。臺灣老板說，“給你們加班給你們錢賺”。但阿杰知道，臺灣人不愿加班，上完8小時就走了。問他為什么回來，“存不住錢。”
有工人才能有訂單。去年11月，歌爾廠房搶先修好，搶了4條Airpods產線。眼看就要擴張，但女工越來越少，到了年底兩萬工人，一半都是男工。早上巡視產線，有男工把腳抬到桌子上。蘋果公司派人來看，人沒招夠，立馬掉頭去了立訊，后者拿了大頭。
歌爾負責人擔心這么下去，遲早“魚死網破”。但他還是每天都接到國內的咨詢短信，“越南能來嗎？”
自2009年起，三星已在越南設下8個工廠和1家研發中心，總投資超過173億美元，占越南出口總值的五分之一。但這兩年也不斷把低端手機組裝線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印度轉。
“這是一種趨勢，韓國公司在找下一個新戰場。”歌爾負責人分析，越南還沒做起來，但“紅利”快吃盡了。
紅利還能持續多久？當地上游大廠都在盤算。工資已經一年一跳。越南最低基本工資從2008年的平均400元漲到了1200元。還招不到人，加上各種福利補貼，超過2000元。照此發展，趕上國內只需要三到五年。
至于下游的小魚蝦米，看不到那么遠，只能見招拆招。去年下半年起，有日系公司越南工廠每個月辭工1000人。上游一動，李紅旗很緊張，競爭已經開始了，有些人必須要留。
尤其是那些難于培養的技工。國內都是搶著求師傅教本事，越南反過來，要求要哄。發展出電鍍后，李紅旗想帶技工，對方一聞，連忙搖頭，化學試劑的氣味太重。要干，得加工資。
好不容易培養了，又被人挖走。“中國企業互挖很正常啊。”李世華動了挖人心思，他說人事已經出動，鎖定了好幾家。這讓李紅旗氣不過。
大部分人心里清楚，中國制造無可取代，為供應鏈網絡供給龐大人力資源的是2億有技術的勞工，上進又肯加班。“動不動就去勞工局告你。”去年夏天，王立發現兩名員工坐在門口偷懶，也不拉閘，任由機器在身后轟隆隆作響。這不是第一次了，索性裁掉了人，結果被告了。賠錢是小事，關鍵是“開了個壞頭，其他人都學會了”，兩名員工在臺灣待過。
他開始把這些越南人分為兩類:去臺灣打過工的和沒去過的。再招人，會先問：“你中文哪里學的？”
疫情黑天鵝
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清楚，自己其實在走鋼絲，只是最初沒有察覺
按照計劃，王立林的工廠今年6月竣工。看到中國企業源源不斷來，他盤算著也接一些中國客戶，利潤低就低一點，前期做大規模才更穩。
但是計劃打亂了。今年2月，武漢新冠疫情后，越南政府立刻封鎖了中越邊境。王立林當時在老家過年，人過不去，工廠建設只好暫停。
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是“卡住了”。但卡住卻不一定關疫情的事情。大量的中國公司在前期瘋狂擴張，橫沖直撞，現在，先前冒進的負面效應集中體現了出來。
跟當地很多接單廠一樣，陳老板的訂單悉數暫緩了。他盤算著疫情一過再繼續做，兩處廠房的租金還得照付，工人也得穩住，資金鏈緊張得不行。
今年6月，再聯系到陳老板，他已經轉頭在東莞開起了口罩廠，“買熔噴布找我。”他發現，到頭來，自己還是個小老板。
也有部分客戶取消訂單。很多企業因此撐不住，直接退租了廠房，到今年6月，瘋漲了一年多的北寧房價下跌了10％。
即使有訂單可做，也沒轍。越南缺少熟練技工，關鍵崗位要靠中國人。一些日系公司緊急轉移了訂單，但很多中國師傅和老板都過不去。
有老板直接跑去了柬埔寨，想繞一圈，結果在當地待了兩個月后，打道回府。到今年6月，只有立訊等部分中國企業，能通過申報的形式，過去一些技術人員。
大廠也難以幸免。韓國疫情暴發后，三星將希望寄托于越南，轉移了大量訂單。卻發現大批的原材料堵塞在中國。越南手機零部件嚴重依賴中國進口，當地缺配套、缺技術工人都是原因。
疫情期間，越南工業和貿易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汽車、電子產品和手機制造商在獲取供應和材料方面遇到了困難。
許多供應商在越南的庫存只能撐2到4周。這其中包括攝像頭在內的關鍵元器件。藍思、伯恩在內的三星配套廠都因原材料供給問題，產能來不及恢復正常。
有人開始反思，如果沒有貿易戰，越南是否還值得來。前期火爆的真正原因，是這些供應鏈企業無法抵抗大廠的利潤誘惑。
多數人認為，越南只是中國供應鏈的外溢，只能承接一小部分。但無論是多小的產業鏈的轉移，也總是伴隨巨大而漫長的代價。對于小廠來說，可能更為殘酷。
王立林坦承公司做過最壞的打算。“但如果我知道風險很大，就不會去了嗎？”只要處在價值鏈的末端，這個過程就會循環反復下去。
有時，他也納悶，公司買了日本設備和磨具，但在一些高精尖的產品上，還是差一截。他反思，差別還是在人和管理。中國制造需要升級。
北寧工業局的官員告訴《財經》記者，政府已經著手申報開發第二期工業用地，但不會比之前更多，整個2019年下半年，他約見中國企業的次數多了，滿意的數量反而更少了。他已經拒絕了70多家企業。
被拒理由各不相同，除了不符合電子和高科技的定位外，有一條底線：產業要環保。
從大面上看，越南無法形成中國那樣密集、完善的供應鏈，但如果越南政府做得好，這可能會是一個經過篩選，且更規范的市場，規避前人的教訓，最大化外部經驗，一旦技術沉淀下來，就有發展自身競爭力的可能。但這取決于很多人多層面的共同努力，看起來也不是那么容易。
巨大的不確定性下，每個人早就都把最后的寶押在了土地上。
2019年初，陳紅到那片還是農田的園區廠地考察，她從宣傳冊上看到，場地對面將有一個商場，她篤定這塊地一定會增值。去年12月，她在東莞告訴《財經》記者，哪怕生意失敗了，這也是一筆劃算的投資。
但那天，陳紅還是反復問，那些中國老板真的有信心嗎？王立林明白她想要的不是數字，她想要的，只是一個信心。
* 應受訪者要求，王立林、陳紅、李紅旗、王立、李世華、李華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