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指標，需要考慮收入分配、財富差距等問題。中國有能力探索出與西方不同的道路。
近日，央行《政策研究》刊發央行前行長周小川署名論文《拓展通貨膨脹的概念和度量》，隔日他在“2020中國
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
論壇年會”上再以此文做主題發言，就通脹問題作深入的探討。
他表示在9月份看到辜朝明的文章，后者在文章中提到，通貨膨脹目標制現在基本沒用，甚至可能帶來資產泡沫。以往貨幣政策教科書和實踐的概念是，如果貨幣供應量過多，會通過傳導機制反映到物價上，價格上升形成通貨膨脹，反過來要求調整貨幣政策，現在這個規律受到挑戰。
周小川認為，有三個環節可能出現問題：第一，貨幣概念和范疇可能變了。第二，從貨幣到通脹的映射關系出了問題。第三，通脹的概念、范疇和度量出了問題。他以第三個問題作為研究對象，認為傳統通脹度量存在較少包含資產價格、可支配收入計算、勞動付出影響通脹感知，以及可比性不足等問題。
在美國馴服滯脹之后，貨幣學派將通脹視為貨幣現象，以此理論為出發，1990年代開始，西方央行通過設置2%的“對稱式通脹目標”，調節市場預期。但是，將哪個價格指數作為衡量目標并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標準，很多央行采用所謂的“核心通脹指數”。
但是，日本在1990年代至今所發行的一切，卻表明持續的大規模的貨幣供應并不一定會引起通脹。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和歐洲開啟量化寬松政策，向市場投放大量流動性，結果就如日本所發生的，通脹并沒有出現。顯然，貨幣學派將貨幣供給量與通脹掛鉤的理論似乎失效。
這對于深陷經濟停滯泥潭的西方國家帶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認為只要通脹沒有發生，貨幣政策就可以無限寬松。為此甚至自欺欺人地提出所謂現代貨幣理論，在去年，發達國家的負利率債券就有了數萬億規模。現在，為了應對疫情沖擊，西方國家的貨幣寬松可能要持續下去，而且為此美聯儲甚至容忍通脹可以超過2%。
日本是一個特例，其貨幣政策沒有引起通脹或者資產價格上漲。首先，由于1990年代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深刻在企業基因里，使得日本企業長期保守，截至2019年初，日本企業囤積現金總量達到506.4萬億日元（約合4.8萬億美元），超過大部分國家的GDP，這些資金主要來自利潤增加。其次，經合組織根據包括加班費在內的民間部門的總收入，計算出勞動者的時薪，對2017年和1997年的數據進行比較后發現，20年間，日本時薪下降了9%，是主要國家中唯一出現負增長的。這意味著日本的分配出現問題，而同期日本老齡化率持續提升，共同構成了所謂的通縮現象。
美國則完全不同，由于全球制造業供給過剩，美國
農業發達以及石油能夠實現自給，使得美國所謂物價指數在增加貨幣供給后很難上升，但是，大量的資金流向了資產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吸收了這些流動性后制造資產泡沫，也加大了貧富差距。美國的大型科技企業沖擊了大量中小企業與就業，他們將巨額現金存在境外，或者回購股票以及購買國債，加重了財富分化。
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政策是適應性的多目標制，不僅關注通脹，還要穩定經濟增長、就業、貿易、匯率等。但是，恰恰因為屬于成長型經濟體，貨幣政策帶來的影響更大。這使得公眾通脹感受與CPI指數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房價持續上漲使得部分資產擁有者財富增加，但帶動服務價格上漲，房價上漲與生活成本增加對中低收入者構成了一定壓力。也就是說，日本貨幣流向了企業被囤積，美國流向了其他國家和資本市場，分流了通脹壓力，中國則通過樓市對財富分化與市民生活成本構成了直接影響。
周小川的文章雖然以美國為研究對象，但也適合中國國情。我們應該將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的范疇內考慮。目前的CPI指標，需要考慮收入分配、財富差距等問題。與發達國家不同，中國還有調整機會以避免重蹈它們的覆轍，中國有能力探索出與西方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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