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構建的指標顯示，美國仍然是世界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中國將自身發展融入世界，獲得了國力的長足發展。當前美國雖然面臨種種問題，但并不意味著美國即將衰落。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經濟增速持續低迷，貧富差距擴大，而中國經濟話語權則不斷上升，中國經濟也從外向型經濟逐漸向更依賴內需的經濟轉型。
疫情結束后中國可能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國際環境。西方必然會放大民眾的反華情緒，指責中國在抗疫期間的各種行為。同時，西方國家將會更加意識到一個強勢政府的重要意義，政府將在國家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國政府和企業也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當前要管控好中國和西方的分歧，不要讓西方從“經濟民族主義”轉變到“民族主義”。同時要防止國內民族主義的興起，并利用愛國主義綁架政策空間。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要產生美國已經衰退的戰略誤判，要發展好同美國的新型大國關系，防止國際格局滑向冷戰深淵。中美完全脫鉤將意味著全球秩序的顛覆。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霸權，世界權力結構從雙極走向單極的一霸結構。中國就是在這個結構中崛起的，中國的崛起會對既有結構產生影響，但是影響不代表權力結構發生了改變。如果中國不與美國完全脫鉤，全球化雖然倒退，但是至少還存在。那么在全球化下，世界只有一個權力體系，一個霸權。雖然現在常常聽到所謂的多極化的發展，也只是單極權力結構內部的權力中心，并且這些權力中心是圍繞著唯一霸權，即美國運作的。應當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呢？我們認為，中國的崛起其實是在一個權力極內部的一個權力中心的崛起，未來還有可能有其他權力中心的崛起。在這一背景下，現有的國際秩序盡管會面臨一定的張力，但仍然會處于斗而不破的狀態，不會產生失控的結果，前提是中國仍然承認這個體系。
文：曹知立 馬圖南
當前全球局勢風起云涌，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二戰之后長期的和平與發展的主基調正面臨嚴峻挑戰。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襲擊全球，疫情不僅對全球經濟形成了明顯的沖擊，也將進一步對目前的國際秩序產生影響。現有國際秩序將如何演化，疫情之后中國將如何應對，這是我們試圖在本文中回答的問題。
要回答未來全球格局如何演變的話題，需要對全球主要國家的綜合實力做出評估，來觀察長周期視角下，各國實力如何變化。
1. 美國仍然是全球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
為了探究全球主要國家的相對實力的變化，我們構建了一個基于經濟、科技、教育、金融實力等的一個綜合指標。該指標主要包括GDP總量，人均GDP，人力資本水平，科技發展水平（TFP），貿易量占全球貿易額比重、外匯儲備地位六個分項，結果如下：
從這一圖中我們可以得到：一是美國自戰后以來一直是世界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二戰之后，美國實力獨步全球，并且一度擴大了自身的領先優勢，2000年以后，由于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實力的快速崛起，美國的相對實力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領先。二是德國作為歐洲領頭羊仍然具備較強的競爭實力。歐洲主要國家在教育水平，科技實力等軟實力上整體占優，德國作為其中代表，一直保持著強大的競爭力。相比之下，中國的主要優勢在于GDP、貿易額等總量指標，但在人力資本、科技實力以及人均GDP等方面仍然與歐洲國家存在差距。此外，這一指標主要是從經濟實力和部分軟實力層面進行評估，并不能充分反映國家競爭中的所有層面。部分非經濟因素，如軍事實力，社會開放程度，全球信譽等并未納入這一指標。如果將這些指標納入評價，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可能會被拉大。
因此，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美國并沒有衰落，只是相對實力出現小幅度下滑。中國在這一過程中盡管縮小了同美國的差距，但從全球橫向對比看，美國仍然是全球實力最強的國家。當前美國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其主要原因在于兩黨政治斗爭導致政策不連續和部分錯誤政策的出臺，并不構成其衰落的必要條件。從經濟角度看，美國經濟依然具有強大的競爭力，美國企業的公司治理能力，創新精神，盈利能力等也都在全球領先，判斷美國衰落還為時尚早。考慮到疫情背景下中國和西方國家輿論斗爭加劇，保持這份清醒對于避免戰略誤判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2. 中國國際實力的顯著提升是二戰之后最明顯的變化
融入全球化前的中國還是貧窮的社會主義國家。建國之后，中國的綜合國力在波動中緩慢上升。建國初期，中國并未融入西方體系，在50年代末又和蘇聯脫鉤，整體處于被孤立的狀態。疊加國內又出現了大躍進的浮夸風，因此中國還是一個貧窮的社會主義國家。60年代初期我國遭遇了三年自然災害，因此綜合國力出現下降。但自此之后中國的綜合國力便不斷上行。我們想強調的是，中國的綜合國力的上行并非始于改革開放，而是從1960年代起便處于持續的上升周期中。我們認為，盡管改革開放前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沒有充分的反映在居民生活水平上，而是隨著人口的增長并且在動蕩的10年中整體教育水平較50年代還是有所提高的情況下，人力資本水平逐漸提升。這也為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綜合國力獲得長足的發展，這也是融入全球體系的結果。中國在國際大循環理論框架下，將自身嵌入到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中，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工業積累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再用工業發展后積累的資金返回來支援農業，從而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不斷提升了自身的綜合國力。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獲得了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中國通過下調關稅，降低非關稅壁壘等手段，進一步提升了市場化水平，經濟增長顯著加快，綜合國力也明顯提升。
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也使得中國當前在國際環境中面臨來自西方國家的挑戰。有觀點認為當前中國應該繼續奉行韜光養晦的戰略，外交上要盡量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問題在于當中國經濟仍然比較弱小的時候，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引進來”，韜光養晦尚存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但當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產業面臨進一步“走出去”的需求，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隨之上升，這會導致中國在國際層面上與西方產生摩擦，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對抗，這是由國家的體量決定的，也是難以避免的。我們要做的是更好的管控這種對抗，不要主動擴大或升級對抗，為自己的發展留出更多空間。
3. 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
結合縱向和橫向來看，二戰之后的世界格局經歷了幾次重要變化，我們將在這一部分簡要敘述這些變化，為理解當前的局勢提供更好的借鑒。
二戰之后，冷戰格局形成，全球處于雙極體系。美國建立了以北約盟國為主要成員國的聯盟，與蘇聯及其盟國展開全方位的競爭。在軍事上，美國和蘇聯開展軍備競賽，大規模發展武器裝備，在經濟上，主要國家分別加入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并展開競爭。冷戰時期，全球呈現出兩極競爭的格局，并不存在一個單一的霸權，世界范圍內的和平也是建立在美蘇均勢以及核威懾的基礎上的。
美國經濟在戰后20年整體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盡管在60年代初期一度遭遇周期性衰退，但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堅定實施減稅政策，為企業減負，很快將經濟從衰退中拯救出來。歐洲方面，上世紀50年代初期，美國對歐洲實施了馬歇爾計劃援助，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1948年對外援助法》，馬歇爾計劃正式實施。1948年-1952年，美國通過該計劃向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援助共計131.5億美元，其中90%是贈予，10%是貸款。馬歇爾計劃幫助西歐各國走出了戰后經濟困難，開啟了歐洲發展的黃金二十年。
60年代，日本開啟了經濟發展的黃金階段。戰后日本經濟艱難起步，但進入60年之后，日本通過承接西方發達國家轉移的紡織業和重化工業，開啟了經濟增長的黃金20年。這一時期，日本擁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政府加大人才培養和教育力度、城鎮化進程加快、投資和消費革命產生了強勁的內需、實施促進產業升級的產業政策、外部環境相對友好，一系列因素刺激日本經濟高速發展。
進入70年代之后，美國經濟遭遇了滯脹的挑戰。從外部來看，戰后德國和日本崛起，工業生產能力增強，工業品搶占美國產品市場，美國貿易順差逐步下降甚至出現逆差。從內部看，美國傳統經濟增長遭受挑戰，一方面戰后利用海外廉價能源高速發展的模式已接近尾聲，鋼鐵、汽車業增速放緩、產業經濟結構亟待變革；另一方面，新的科技創新推動力短期內無法轉換成生產力，微電子技術與生物工程尚在探索，計算機、電視機、民航業主導的新時代還未到來，經濟增速逐步放緩。
寬松宏觀政策、失效價格管制疊加石油危機推升物價上漲。1970年美國GDP增速放緩至0.2%，在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指導下，尼克松政府采用寬松貨幣、財政政策，1971年初美聯儲連續5次降息，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從6%降至4.75%，實際聯邦利率降至3%-4%水平。同時，尼克松政府倡導的“新經濟政策”，實質為擴大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盡管存在工資和價格管制，但物價仍快速上漲。此外，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元貶值疊加1973年末爆發的第一次石油危機，致使能源價格迅速抬升，進一步刺激物價飆升、經濟生產受創，CPI同比在1974年抬升至12%，美國經濟滯脹加劇。
為了應對滯脹，并重新提振經濟增長，上世紀80年代，主要西方國家紛紛采取了一系列簡政放權，放松管制的政策，即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在美國，里根政府大規模減稅，將資本收益最高稅率從28%減到20%；全面降低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50%降為35%。同時，放松了對反托拉斯法的實施，鼓勵企業合理的競爭。解除航空業管制，部分放松汽車、金融、鋼鐵等多行業管制等。在英國，撒切爾夫人政府大規模推行私有化政策，將電信、航天航空、造船、汽車、鋼鐵、電力、供氣供水等國有壟斷公司的股票賣給民眾，并取消石油、郵電通信等領域企業的壟斷地位，并將個人所得稅稅率從33%下調至25%。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引導下，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逐漸走出滯脹陰影，開啟了新一輪的增長。
從當時情況看，新自由主義改革是當時西方解決滯脹問題有效措施。90年代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美國學者曾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措施總結為“華盛頓共識”，并在世界多個國家推行這一舉措。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在80年代初期解決了滯脹問題，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在于為全球化的資本流動創造條件，使資本的收益大幅提高，加速貧富差距的形成。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指出，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根本任務是為國內外資本的高盈利創造種種條件[1]。而這在過去40年逐漸造成了美國貧富差距擴大，并造成了社會不平等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新自由主義理論目前也面臨挑戰。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增速整體持續低迷，發達國家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這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1. 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經濟民族主義明顯抬頭
全球經濟增速中樞下降。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速較金融危機前出現明顯放緩的趨勢，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09年-2018年全球GDP年均增速為2.53%，較1999年-2008年的年均增速下滑0.81個百分點。主要經濟體的GDP增速也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美國1999年-2008年GDP年均增速2.64%，2009年-2018年則下滑0.88個百分點至1.76%。與此同時，德國近20年的GDP增速從1.59%下滑至1.28%，中國也從10.2%回落至7.9%。
大規模的QE加劇了貧富差距。為了刺激經濟增長，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長期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聯儲大幅降低利率，并采取了3輪量化寬松政策（近期為應對疫情，美聯儲開啟了第四輪量化寬松）。然而，長期的寬松政策并未給世界經濟帶來明顯的增長，反而將大量流動性引入金融市場，形成了美國股票歷史上最長的牛市。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的回報率出現了明顯的剪刀差。
資本回報率大于實體回報率，助推美國產業空心化。從上圖我們還可以得到，美國的實體經濟回報率自70年代以來持續低于資本市場回報率[2]，這一差距在金融危機之后被顯著放大。這產生的直接后果便是美國貧富差距的明顯擴大。這是因為利用資本投資獲得收益的人群通常是富裕階層，而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增長，主要依賴于實體經濟的增長。這就導致美國的資本投資者不僅擁有更多的財富，其回報率也高于普通勞動者，因此長期來看，貧富差距自然逐步擴大。與此同時，資本回報率持續高于經濟增長率還使得越來越多的企業將回報率不高的產業向海外轉移，從而導致了美國制造業空心化和鐵銹州的形成，制造業產業工人大面積失業，進而造就了美國一系列社會問題以及美國社會的撕裂。美國政府自金融危機以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引導制造業回流美國本土，但收效不佳。2016年，特朗普以反全球化，反精英，民粹主義的面貌上臺，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撕裂。
貧富差距擴大也導致了歐洲一體化進程受阻。在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打擊之后，歐洲又爆發了歐債危機，政府財政狀況惡化，福利支出減少，民眾不滿情緒有所上升。在對歐債危機國家進行救助時，南歐國家希望歐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利用歐盟的信譽作為擔保，減輕政府債務負擔，但遭到了德國、芬蘭等國的反對，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關系出現裂痕。2016年，英國通過全民公投脫歐，并經過3年多的艱苦談判，于2020年正式脫離歐盟，歐洲一體化進程遭遇空前挑戰。事實上，無論是特朗普的上臺還是英國脫歐，發達國家的公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過去30年的全球化進程投下了反對票。
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出現越來越多挑戰的背景下，經濟民族主義在金融危機之后明顯抬頭。G20的主要國家的政黨的施政綱領都出現了經濟民族主義的傾向，表現為更多的貿易限制，對國內產業的重點扶持、以及對現有全球多邊治理框架的排斥等等。盡管發達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的整體水平弱于發展中國家，但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經濟民族主義增長更為迅猛，二者的差距已經明顯收窄。此外，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政黨，在金融危機之后都比金融危機前更加傾向經濟民族主義（Bolle. et al, 2019）[3]。
2.中國經濟的世界地位明顯上升，對外需依賴程度下降
與此同時，中國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地位在金融危機之后驟升。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速盡管較金融危機前出現了明顯下降，但在2019年之前始終保持了6%以上的增速，每年為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約30%。成為了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快速上升，其上升程度遠遠大于改革開放的前30年。1979年-2008年，中國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從1.8%上升至7.2%，三十年間占比上升了5.4個百分點，而2009-2018年，中國占全球GDP的比重快速上升至15.8%，僅用10年時間便提高了8.6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之后逐步降低了對外需的依賴，經濟增長更加轉向內需。從經常賬戶差額占GDP的比重看，金融危機前這一比例一度最高升至10.8%，但金融危機之后便出現了明顯下行，當前經常賬戶占中國GDP的比重僅1%左右，中國經濟對外需的依賴已經明顯降低。
整體來看，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使得西方感受到了威脅，而在西方內部，逆全球化進程也在悄然發生。這一過程中，中國經濟從外向型經濟逐漸向更依賴內需的經濟轉型，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逐漸降低。此外，歐洲一體化進程遭遇阻力，歐債危機和英國脫歐給歐洲帶來挑戰。特朗普在美國上臺，打出貿易保護主義旗幟，在全球范圍內發動貿易戰，并排斥現有國際秩序，退出現有多邊體系。我們認為，經濟領域的“逆全球化”其實從金融危機之后就逐漸開始了。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認為本次疫情更多將扮演“催化劑”的角色，將會進一步加劇逆全球化的進程，并有可能將逆全球化的領域從經濟擴展到意識形態領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襲全球，給世界帶來巨大的沖擊。疫情帶來的影響不僅導致經濟領域的停工停產，使得全球陷入衰退，同時也將給現有全球格局帶來沖擊。
1.中國本次抗擊疫情的表現明顯優于西方
從目前情況看，體制因素使得中國在本次抗擊疫情過程中的整體表現明顯優于西方國家。在疫情發展初期，由于對病毒的特性不夠了解，加上部分官員存在“維穩”、“捂蓋子”的意圖，因此我們并沒有一開始便取得主動。然而以1月23日武漢封城為標志，中國體現出對疫情重視之后強大的動員能力和高效的從中央到基層的執行能力。疫情曲線很快便被壓平。而與此同時，西方在抗疫過程中則體現出行動遲緩，政府在決策過程中也存在諸多失誤。例如，武漢果斷采取封城事實上已經給世界釋放了強烈的信號，然而許多西方國家視而不見，意大利甚至有專家認為中國面對的公共衛生危機是因為中國醫療條件落后、中國人不講衛生導致的。美國政府也在這一過程中多次反復，特朗普在前期忽視病毒，認為隨著氣溫升高疫情會自動消失，在疫情出現之后也沒能采取果斷措施，這些因素共同導致西方主要國家的感染人數和死亡病例數都明顯高于中國。截至4月29日，中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2868 例，累計死亡4633例，而中國以外國家累計確診超過310萬例，累計死亡超過22萬例。
中國政府是否瞞報疫情數據一直是中國和西方爭論的焦點之一。我們從自身實際感受來看，中國政府對病例的通報情況還是相當透明的，這是因為如果存在瞞報，大量受感染人群未被隔離的話，復工復產之后感染比例必然大幅上升，這是無法掩蓋的。近期部分學者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結論。美國達拉斯聯儲和牛津大學的學者的一項聯合研究表明，中國的疫情數據符合本福德法則[4]的分布規律，其所呈現出的分布特征與美國和意大利的數據特征一致。因此中國政府并沒有故意瞞報疫情數據，中國政府在疫情數據的報告中是透明的（Koch & Okamura, 2020）[5]。
2.中國和西方抗疫表現的差異擊中了西方的痛點
西方國家之所以在其國內疫情爆發之后不遺余力的指責和抹黑中國，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體制優勢導致了中國在抗疫過程中的表現優于西方，這在無形之中擊中了西方的痛點。以美國為例，美國對自己的政治制度有著深入骨髓的自信，認為這一套制度是全球最優秀的制度，并長期不遺余力的宣傳推銷甚至是通過武力向其他國家強加這一套制度。然而，本次抗擊疫情過程中，美國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并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優勢，反而是因為美國政府過度自信，忽視病毒傳播能力極強這一被中國反復提醒的事實，在一二月中國疫情最嚴重的時期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導致疫情在全美大爆發。
更重要的是，美國的這一不安感隨著中國疫情逐漸緩解和美國疫情的持續上升被進一步加強。中國的防疫措施目前已經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策略。而美國的防疫措施目前看效果不佳。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人看來，抗擊疫情的物資不得不從中國進口，已經是美國被中國“卡脖子”的重大戰略失誤，但美國人接受了制造業外流的事實，因此也無可奈何。但如果連抗疫模式都不得不采用中國模式的話，這本質上就是承認了美國制度的內生性缺陷，相當于讓美國政府下“罪己詔”，這是很難做到的。更何況，本次疫情中，中國采取了大量具有中國特色的措施，包括采取了強力的封城措施，集中全國醫療資源力量馳援武漢，全社會網格化管理，并且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如健康碼，通行證等措施。這些舉措完全超出了美國的理解范圍。中國人為了拯救生命而主動放棄個人自由對于西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敘事。西方人無法理解，為什么這次疫情會使得他們不得不在生存和自由之間做出選擇。
從這一角度看，此前中國互聯網上的一些“西方為什么不抄我們的作業”的言論，看上去是只是疫情層面的討論，但也有可能引發更激烈更深層次的對抗。美國參議員羅姆尼近期表示，中國的一系列舉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顯示美國政府的無能，我們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國這一舉動。與此同時，我們采取的部分宣傳方式可能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西方和中國對立情緒，這對于中國是不利的。我們看到，近期一些歐洲主流刊登商業報道的媒體（這些媒體本來沒有太多意識形態的東西，更多的關注在經濟利益），也開始刊載一些反華言論。這表明，中國當前的對外宣傳政策，已經遭到了西方的強烈反感。
3.疫情結束后，中國可能會面臨更加惡劣的國際環境
疫情過后，政府間的競爭可能加劇。中國抗擊疫情成功的這一事實在現有國際環境下是很難被西方理性接受的。因此，為了追求邏輯上的自洽，西方必然會進一步挖掘、放大民眾的反華情緒，甚至這一情緒也可能是來自民眾自發的。這會在客觀上造成西方指責中國在抗疫期間的各種行為，包括指責抗疫早期控制疫情不力，存在系統性的瞞報，導致疫情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大爆發。同時會進一步否定，矮化中國的防疫舉措，推翻中國的防疫故事，進一步渲染中國威脅論，深化民眾固有的刻板印象。部分西方國家還可能在相似的價值觀和政治目的的驅使下聯合起來，要求中國在國際社會道歉，要求中國政府賠償等。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將會更加意識到在當前形勢下，一個強勢政府相比起弱勢政府更能在當前的國際競爭中獲得競爭優勢。西方政府有可能在國家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政府乃至國家層面的競爭將會加劇。中國政府在過去四十年在企業的海外競爭中扮演了積極角色，部分承擔了海外企業的靠山作用，這在同西方的企業競爭中獲得了一定優勢。疫情后對西方來說，未來在國際上的競爭主體可能會由政府甚至國家來代替當前的市場機構、私營企業，全球競爭的激烈程度將會上升。中國政府和企業也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支撐全球化興起的新自由主義會偏向保守主義。
疫情過后的國際形勢要比我們在貿易戰時期經歷的要嚴峻的多，因為對抗有可能從經濟層面蔓延到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層面。
1.需警惕西方從“經濟民族主義”向“民族主義”的轉變
當前西方可能面臨著從“經濟民族主義”向“民族主義”的轉變。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快速增長，已經給西方產生了很大的壓力，讓西方一些人感受到了威脅。本次疫情發生以來，西方國家看到中國抗疫的成功經驗，并意識到自身在抗疫方面的問題，可能會對其民族自尊心造成一定沖擊，從而從客觀上加大了西方從經濟民族主義逐漸滑向民族主義的可能性。
當前環境下，需有效管控我們和西方的分歧。前文分析指出，我們在實力上與西方還有明顯差距，最近幾十年的進步只是在不斷縮小差距。西方在相似的意識形態的指引下有可能廣泛結盟，共同對抗中國，而中國目前還不具備與整個西方抗衡的實力，因此當前仍需有效管控分歧。在輿論場上，我們對西方的無端指責和批評應當予以回擊，但也要始終保持冷靜和清醒，防止加劇西方反華情緒，將本來可以拉攏的朋友推到我們的對立面。
2.內部同樣需要防止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
我們要防止民族主義興起帶來的嚴重后果。當外部從“經濟民族主義”向“民族主義”轉變的環境下，可能會為中國內部民族主義的興起提供土壤。這一變化目前還處于萌芽狀態，但未來有可能不斷生長。我們需要警惕民族主義的“泛道德化”，這一群體認為以“愛國”名義采取的任何行為都是道德的。但這很明顯會對國家利益造成傷害。民族主義者還會經常引用西方出現的種種問題來論證西方的制度已經病了，但問題是，別人病了并不能證明自己是健康的。美國社會當前存在其自身問題，但更多的是政策層面的兩黨拉鋸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其綜合實力仍然很強，認為美國即將衰落，且中國即將取而代之的想法是非常愚蠢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民族主義的對立面是自由派，同樣需要提防。這些人一心向往和崇拜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并上升到道德和價值的高度。道德和價值是沒有邏輯的，因此他們會選擇性的忽視西方面臨的種種問題，一廂情愿地認為西方民主制度完美無瑕。這其中有部分人其實并沒有西方生活的經歷。也有部分人盡管在西方生活過，但并未真正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實際運行也不感興趣，而只是從書本或部分媒體中獲取信息，并不加判斷的全盤相信。這一群體的思維從近代到當代從來就沒有缺失過。這群人的邏輯是沒有邏輯，因為他們的觀念充其量只是假設，很難在實踐中加以檢驗。
3.不要讓“美國已經衰退”成為重大的戰略誤判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定位至少在一代人的時間里不動搖。我們在之前的分析中提出，疫情之后，國家和政府之間的競爭會加劇。中美關系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一定會面臨新的挑戰。中美還是應該維持在十八大以后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的框架下，即中美雙方正確判斷彼此的戰略意圖，并在此基礎上妥善有效管控分歧，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不斷增進理解，擴大共識。
中美完全脫鉤將意味著全球秩序的顛覆。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唯一霸權，世界權力結構從雙極走向單極的一霸結構。中國就是在這個結構中崛起的，中國的崛起會對既有結構產生影響，但是影響不代表權力結構發生了改變。如果中國不與美國完全脫鉤，全球化雖然倒退，但是至少還存在。那么在全球化下，世界只有一個權力體系，一個霸權。雖然現在常常聽到所謂的多極化的發展，也只是單極權力結構內部的權力中心，并且這些權力中心是圍繞著唯一霸權，即美國運作的。應當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呢？我們認為，中國的崛起其實是在一個權力極內部的一個權力中心的崛起，未來還有可能有其他權力中心的崛起。在這一背景下，現有的國際秩序盡管會面臨一定的張力，但仍然會處于斗而不破的狀態，不會產生失控的結果，前提是中國仍然承認這個體系。
對美國衰落的戰略誤判將產生巨大代價。反之，如果因為戰略誤判導致中美徹底脫鉤，那么當前的單極權力結構將會向雙極權力結構發展。上世紀冷戰的格局將在地球上重新出現。在當前話語權仍掌握在西方的世界格局下，中國自立門戶無異于重新回到上世紀5-60年代的孤立局面。更何況，中國崛起的背景是中國將自身融入全球的結果，中國本身就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因此更不應該急于擺脫或重建秩序。在當前形勢下，我們建議中國應審慎判斷，維護自身的核心利益，管控好中國和西方的分歧，避免加劇反華情緒，讓中國陷入國際輿論的被動局面。上述判斷和建議并非委曲求全，而是基于客觀事實的判斷。任何戰略的出發點都要基于事實，實事求是才是真理。如果我們被民族主義裹挾，將會導致我們在政策上喪失回旋空間，最終導致不利于國家利益的決策。
應對西方的輿論攻勢時，我們應當充分維護國家利益，但也要避免過于主動。現在面臨的問題當然是中國不愿意與西方脫鉤，而西方卻有意為之。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崛起，已經讓西方世界產生了恐懼，并感覺自己受到威脅；另一方面，如果中國采取過于主動的戰略，可能會加劇西方的反感。我們與西方世界的經濟利益雖然有“剪不斷的亂麻”，但是挑戰他們的底層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會導致他們走向民族主義，甚至可能寧愿犧牲經濟利益也要在政治上與中國一扛到底。而這種可能性由于疫情的爆發，持續上升。這對全世界都沒有好處。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所供職的機構無關
[1]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
[2]從歷史上看，資本回報率高于實體經濟回報率是人類社會的長期事實，皮凱蒂（2014）對此有過充分的論述。歷史上資本并不僅僅只擁有股票一種形態，而是包括土地，房產等多種形態。我們在這里以股票回報率來表征資本回報率，是因為股票市場是美國最重要的資本市場。
[3]Monica deBolle & Jeromin Zettelmeyer, 2019. "Measuring the Rise of EconomicNationalism," Working Paper Series WP19-15,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Economics
[4]本福德法則是一個統計上的規律，他給出了大數據中不同數字出現的概率，因此可以通過驗證一組數據中數字出現概率與其是否相符，來判斷各種數據中是否存在造假。
[5]Koch & Okamura, Benford’s law and COVID-19reporting, SSRN working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