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是刺激和發動其他一切事情的中樞。企業家是創新和創造性毀滅的發動者和實施者。企業家所從事的事業就是人類社會新工作、高收入和持續經濟增長的源泉。一言以蔽之，企業家就是財富的創造者。沒有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人類經濟就好像是沒有主角的舞臺劇，它不僅平淡乏味，甚至根本不可能上演。
熊彼特這種觀察和分析資本主義和人類經濟體系的視角與亞當·斯密、凱恩斯和所有現代主流經濟學者完全不同。斯密的《國富論》沒有任何醒目的主角。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重新回到斯密那個沒有任何醒目主角的平淡世界，所謂儲蓄者和投資者都只是“隱形人”。凱恩斯首創、被后世經濟學者津津樂道的人的“動物精神”卻主要是一種負面的破壞性力量。現代主流經濟學家的完美高深數學模型，則連人的影子都看不見了，其主角完全變成數學符號或假想中的所謂理性經濟人。這與熊彼特對資本主義和人類經濟的觀察視角簡直是天壤之別。
然而，當人們從數學模型迷宮里迷失太久之后，終于驀然回首，發現真正重要的力量正是熊彼特畢生所研究的主題——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在整個經濟思想史上，熊彼特第一次洞察到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人類經濟動態演化和經濟增長的主角，第一次洞察到創新和創造性毀滅是人類經濟內生演化和增長的核心機制，第一次從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創新和創造性毀滅視角來研究經濟體系的經濟周期波動。
于今回顧，這是極其不尋常的思想和理論創新。熊彼特是一位極具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經濟學者、社會科學家和思想家。他的經典著作《經濟發展理論》完成于1909年，年僅26 歲。這部著作令人驚異之處，是熊彼特完全拋棄了當時歐洲大陸和英國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所謂比較靜態均衡分析，從一個完全嶄新的視角來考察人類經濟動態演化的本質。熊彼特如此定義他所理解的“經濟發展”：
我所理解的經濟發展是一種極其不尋常的現象，與循環流量現象或均衡趨勢現象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經濟體系資源信息流通配置渠道的自發和非連續變化，它是均衡被打破，它永久性地改變和取代之前存在的均衡狀態。本書所闡述的經濟發展理論就是要解釋這種不尋常或極其特殊的現象，解釋這種現象所引發和創造出來的經濟動態演化過程。
《經濟發展理論》第二章有一個重要的腳注，進一步說明了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如何與眾不同：
本書第一版里，我將發展稱為動態，然而，此處最好還是避免使用這個術語，因為這個術語有其他多重相關的含義，容易引起混亂，迷失方向。最好是我們能夠簡潔地闡明我們所理解的經濟生活變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經濟活動的變化部分源自外部環境或數據的變動，經濟體系本身將隨之進行調整以適應外部環境或數據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并不是經濟體系的唯一變化，還有一種變化是外部環境或數據無法解釋的變化，那就是來自經濟體系內生的變化。這種內生的變化是許多重大經濟現象發生的根源，值得我們為此建立專門的理論以闡釋。為闡釋這種內生的經濟變化，我們需要將它們從其他所有變化因素里分離出來，單獨研究和闡釋。我極力希望對此給出更加精確的定義：我心目中習慣使用的就是這種更加精確的定義。本書將要研究的經濟變化就是這種源自經濟體系自身的內生變化，這種變化是如此偏離那所謂的均衡狀態，以至它根本就不可能通過之前均衡狀態的無限多個微小變化而產生出來。譬如，無論你持續增加生產多少輛郵車，永遠也不會得到一列火車！
易言之，熊彼特所致力研究的經濟發展或變化不是經濟體系的“量變”，而是“質變”。用現代經濟學的術語，熊彼特所致力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內生經濟增長”，而不是一般經濟學者討論經濟增長時所關注的“數量性的增速或簡單量的擴張”。
這是真正革命性的創見。熊彼特所研究的才是真正的、真實的人類經濟演化和增長過程。熊彼特《商業周期》一書正是從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創新和創造性毀滅視角來研究人類經濟動態演化的周期過程。
他首先從商業角度概括了5 個領域的創新，分別是：產品創新，即新產品或產品質量的改進和增加；生產方式創新，即生產制造領域里任何環節的創新；市場創新，即進入新市場或開拓新市場；生產資料或原材料創新，即引入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組織創新，即生產或企業組織方式的創新，譬如壟斷的形成或壟斷的打破。
這5個領域的創新實際上涵蓋了管理學者和企業家每天都談論的創新的所有領域。每個創新領域的內容實際上都無限豐富和多樣。譬如產品創新，以手機為例，蜂窩移動電話取代“大哥大”是重大創新，智能手機取代非智能手機是劃時代創新，智能手機引入不同甚至稍有差別的功能也是創新。又譬如生產方式創新，涵蓋的內容從重大性或革命性的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無所不包。比如，量子力學引發固體電子領域的重大發明，然后引發晶體管的發明，以及隨之而來的集成電路和CPU，這些既是偉大的科學發現，又是偉大的技術發明，更是革命性產品的誕生和生產方式的重要創新。又譬如市場創新，它涵蓋新市場的開拓、消費者的教育和引導、市場營銷方式的變革等。再來看生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從家庭小作坊到機器大工廠再到流水線生產，既是生產方式的重大創新，也是生產或企業組織的重大創新；從企業的垂直職能制到事業部制度再到多部門、多業務線、多分支公司的跨國企業，是企業組織方式的重大創新。
正是沿著熊彼特開辟的廣闊道路，后來哈佛大學商學院著名企業史學家小艾爾弗雷德·D. 錢德勒對美國和全球企業組織方式的變革進行了劃時代、開創性的研究。錢德勒對企業史的研究正是由哈佛大學商學院企業家歷史研究中心資助，這個中心的創立就是受熊彼特思想的感召，而且得到他的直接建議。
那么企業家或創新者究竟是一群什么樣的人？這是熊彼特感興趣的問題，他對此有許多精彩論述。企業家或創新者既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工頭、管理者、首席執行官，也不是那些成功企業的所有者。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或創新者是一群非常奇特的少數人，他們很難用準確語言來描述。熊彼特稱他們是“現代意義上的產業領軍者”，他們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近乎癡迷地執著于最前沿的創新活動。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或創新者是人群里的極少數特殊“品種”，他們的能力是真正高水平的超越能力，也是極端稀缺的能力。他用歌唱的能力做比喻：“我們假設每個健康的人都有歌唱的能力，只要他愿意。在同一個民族的一群人里，或許有一半人的歌唱能力能達到平均水平，超過平均水平的人數將迅速減少。譬如我們假設有四分之一的人的歌唱能力超過平均水平，以此遞減下去，能力越高的人，數量自然越少。熊彼特認為，人群中真正的企業家或創新者的人數就好比人群中偉大歌唱家一樣，永遠極其稀少。
企業家或創新者的動機是什么，或者說，企業家精神的本質是什么？熊彼特給出如下答案：企業家或創新者的動機并不僅僅是追求財富或其他享樂主義的欲望。它們或許是一種“創建一個私人帝國的夢想或意志”，也就是夢想創建一個私人工商業帝國。“或許就是一種征服的欲望，一種戰斗的沖動，一種證明自己比他人優秀或卓越的野心，一種追求成功本身的決心——不是追求成功所帶來的各種好處，而是追求成功本身……最后，當然還有創造的樂趣，成功實現某個目標的樂趣，或者更簡單地說，就是一種釋放自身能量或天才稟賦的沖動和樂趣……我們所說的企業家或創新者就是這樣一類特殊人種，他們四處尋找艱難和挑戰，為了改變而尋求改變，他們敢于冒險，樂此不疲。”
顯然，熊彼特心目中的創新者和企業家精神并不簡單地等同于一般而言的商人、管理者、首席執行官、投資者或資本家的素質或能力，而是一種實際上難以完整精確定義的精神和氣質。這種精神和氣質既有點像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卡里斯瑪效應”，也有點像尼采所說的 “超人的意志力或創造力”。顯然，熊彼特所說的創新者和企業家精神并不局限于企業或商業領域，而是人類一切行為領域或事業領域都具有的一種精神，從政治、經濟、軍事、科學到哲學、宗教、藝術，無所不包。譬如，喬布斯心目中與眾不同的50 個偶像就包括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畢加索這樣的畫家和迪倫這樣的音樂家。的確，在人類每一個領域，都能展現出熊彼特所說的創新者特質和企業家精神。
熊彼特將真正的企業家或創新者與通常意義的管理者、首席執行官或企業領導者區分開來，是極具創見的思想。他并不是從一個人在企業所處的地位來定義企業家或創新者，也不是從企業所有者角度來定義企業家或創新者，而是從一種特殊的能力、雄心或愿景角度來定義。這就將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內涵極大地擴展了。換句話說，他是從愿景、行為及其目標的角度來定義企業家或創新者，這就為我們深刻理解人的經濟行為提供了重要的視角或啟發。
熊彼特將真正的企業家與管理者區分開來，將真正的企業家和投資者（資本家、所有者）區分開來，超越所有主流經濟學。熊彼特對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闡述與喬布斯對企業家的定義幾乎如出一轍。喬布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經如此評說企業家和“企業家”之間的本質區別：
我憎惡那些自稱“企業家”的人，他們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就是創辦一家公司，伺機出售或上市，然后套現走人。他們從來不愿意沉下心來去創辦一家真正的公司，那是所有經營活動里最艱難的工作。唯有如此，你才能夠做出真正的貢獻，將前輩企業家留下的遺產發揚光大。你創辦一家公司，歷經一兩代人還能屹立不倒，生機勃勃，那才是真正重要的貢獻。這就是沃爾特·迪士尼的偉大貢獻，這就是休利特和帕卡德的偉大貢獻，這就是英特爾群雄的偉大貢獻。他們創建了一家基業長青的公司，而不僅僅是賺錢。這也是我對蘋果公司的期待。
美國著名的傳記作者榮·切爾諾曾經說，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仿佛是韋伯提前為洛克菲勒寫好的精神傳記。我們也可以說，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對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描述仿佛是提前為喬布斯這樣真正的創新者和企業家寫好的精神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