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峰：貨幣的本質及Libra等算法信用貨幣的未來

近日，IMI特約研究員、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國際戰略一處處長吳志峰從貨幣本質的角度，撰文分析了Libra等數字貨幣的未來。文章指出，如果貨幣的本質是共識信用成立，在數字經濟時代，貨幣的進一步數字化演化就具有邏輯基礎。

當地時間10月23日，Facebook創始人兼CEO扎克伯格就Libra穩定幣項目在美國國會眾議院接受了超過六小時的聽證。在聽證會上，他坦言Libra是一個有風險的項目，自己其實也不知道Libra是否會成功。

今年6月，Facebook發布Libra項目，引起了全球熱議。然而短短數月時間，Libra不僅面臨著技術方面的難題，而且要接受來自各國監管機構的挑戰，近日，更是面臨著PayPal、萬事達、visa等創始成員相繼退出帶來的困難。

Libra等數字貨幣會有未來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先談一談貨幣的本質。

傳統理論強調貨幣是交換媒介，即人們接受的不是貨幣本身，而是用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可以在將來購買到需要的商品和勞務，從而解決物物交換中需求的雙重巧合問題，即當我想賣的東西正好是你想買且你想賣的東西正好是我想買不同時發生時，人們可以通過接受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來促成交易的發生。然而，隨著考古學證據的挖掘和研究的深入，比如央行孫國峰司長在論文《貨幣創造的邏輯形成和歷史演進：對傳統貨幣理論的批判》中指出，傳統理論的這個觀點可能只是邏輯推理而得不到考古學的支持。

確實，作為考察貨幣起源的著名例子，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用刻有債務的泥板來作為貨幣。泥板上不僅記錄債務人償還債權人的承諾，還記錄著持有者的名字，債權人可以將持有的泥板轉讓給他人以實現債權轉移。在這里，泥板確實不是作為物物交換的媒介，而是作為債務憑證。

在中國，人們通過結繩記事來記錄債務。當交易增多，結繩難以滿足記錄債務的需要時，人們逐漸將貝殼作為債務憑證。貝殼作為貨幣并非是因為貝殼本身具有價值而成為實物貨幣，而是因為兩片殼形態對稱的外緣高度契合，再加上便于加工和攜帶，是理想的一式兩份的借條契約形式。

劍橋大學長期研究物物交換的學者卡羅琳·漢弗里指出：從來沒有人描述過純粹以物易物經濟的例子，更不用說貨幣從中產生的過程。所有人類學研究都表明，從來沒有存在過這樣的經濟模式。

學者們最新的研究和闡述從邏輯上幫助我們擺脫亞當?斯密以來的貨幣起源建構，貨幣不再是從物物交換中脫穎而出的一般等價物，而是作為可轉讓的債務憑證而產生。

孫國峰在其論文中有一個關于私人信用貨幣，政府信用貨幣和銀行信用貨幣的三階段貨幣構建，邏輯自洽地給出了貨幣進化的解釋。認為私人信用貨幣作為私人債務憑證，其轉讓或流通范圍受到私人信用強弱的影響。理想的是，最具一般性的信用貨幣是全社會共同持有的同一個債務人的債務憑證，可以將其稱為最終債務人。這個最終債務人不能僅僅與每個人有債務關系，還應當有債權關系。政府因為具有征稅權成為最終債權人，從而也最適合成為全體國民的最終債務人。因此，私人信用貨幣發展為政府信用貨幣，政府壟斷了貨幣發行權。

然而，筆者認為，債務憑證作為貨幣的起源，其實也僅有外在的表現形式，其具有貨幣屬性僅僅在于大家都信任這個債務憑證，具體表現在可轉讓性，如果沒有信用，債務憑證就不能轉讓，而不能轉讓給第三者的債務憑證無法充當貨幣。因此，與其說貨幣是債務憑證，不如說貨幣是為大家共同接受的信用憑證，是達成共識的信用。

現在人們已認同貨幣的本質是共識信用。不過這種認識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賢如亞當?斯密，他曾舉例紐芬蘭漁夫以鱈魚干作為貨幣。在紐芬蘭的捕魚業中，漁夫負責出海打漁，其他人是商人，漁夫將魚干賣給商人，并在商人的賬本上記錄一次信用，漁夫可以憑借這個信用購買日常補給。在這個例子中，鱈魚干并不是貨幣，商人賬本上記錄的信用才是貨幣。

在貨幣起源的考察中還有一個例子非常著名。太平洋的雅浦島上的居民用巨大的石盤來作為貨幣，石盤有些有簡單的符號，有些則什么記錄都沒有。這些石盤很笨重龐大，甚至無法搬移。顯然，島上的原始居民接受石盤不是為了搬回家將來換想要的物品和勞務，甚至也沒有記錄債權債務關系，應該就是一個大家約定俗成的信用共識，就是這樣的信用共識成為雅浦島上的貨幣。雅浦島上的石盤貨幣曾經引起包括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大師的感嘆，他們甚至因此覺得雅浦居民的智慧要強過視黃金等實物商品為貨幣的現代人。

對于深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中國人來說更是如此。我們長期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貨幣必須具有內在價值，應該盯住黃金等實物資產或者必須以國家信用背書，全然忘記了黃金進化為貨幣的實質原因以及國家信用背書的演化過程。雖然黃金和國家背書能提供信用，但它們并非信用本身，理論上說，如果某樣東西能讓人們達成共識的信用，它就具備成為貨幣的條件。

如果貨幣的本質是共識信用成立，在數字經濟時代，貨幣的進一步數字化演化就具有邏輯基礎。

我們已經看到，現實中的貨幣主要是銀行存款，它構成了廣義貨幣M2的主要組成部分。銀行信用充當貨幣滿足了工業經濟時代生產規模快速擴張的需要，突破了政府信用貨幣不足的制約。銀行向企業貸款的同時也創造了存款貨幣，企業得到存款貨幣后可以進行投資，從而推動生產規模擴大。

然而，銀行信用貨幣是以政府信用貨幣為支撐的，孫國峰稱之為“公私合營”的制度安排。作為政府信用的中央央行允許銀行的存款負債兌換為央行負債（現金），并貸款給銀行（央行存款），以政府信用的無限存續期支撐了商業銀行機構有限存續的信用，協調了銀行作為盈利為目的的企業與一般企業與個人期望持有的銀行存款貨幣無限存續之間的矛盾，從而在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建立起一套耦合完整的現代銀行信用貨幣系統。因此，在銀行信用貨幣時代，還看不出銀行信用對政府信用的取代，國家壟斷貨幣發行仍被視為鐵律。

然而銀行信用貨幣雖然滿足了工業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卻無法滿足數字經濟時代貨幣價值點對點轉移的需求。工業時代的銀行系統成本高昂，需要在數字時代進一步演化。這時我們發現有兩點基礎：

一是既然貨幣的本質是共識信用，而不是內在價值和政府背書。那么在數字經濟時代，如果算法能使人們達成對信用的共識，它就具備成為貨幣的條件。比如比特幣就是一套算法，既沒有內在價值，也沒有國家信用背書，但人們對它的信用共識越來越強，社會接受范圍越來越廣，即使由于價格波動太大不能成為價值尺度，但市場接受比特幣作為支付手段的商家越來越多。另外如Facebook牽頭要推出的Libra，雖然現在受到很多監管質疑和攔阻，但全世界政府對Libra的緊張正在于Libra依托Facebook近24億的全球用戶，具有達成廣泛信用共識而成為超主權貨幣的潛力。

二是私人機構或聯盟發行的數字貨幣與政府法定貨幣也并非你死我活的敵對關系，而是合作的孿生關系，甚至是類似銀行信用貨幣與政府信用貨幣的耦合支持關系。至少，目前所有非主權數字貨幣都沒法充當價值尺度，需要現行法定貨幣來充當價值之錨。法定貨幣再笨重，它作為貨幣單位早已為人們達成了信用共識。事實上，也正因為法定貨幣作為價值尺度的符號作用，現在數字貨幣發展的重要方向是穩定幣，是以錨定法定貨幣幣值穩定作為價值取向的。如果基于法定貨幣的價值之錨共識和數字貨幣點對點價值轉移的成本效率進行組合發展，甚至借鑒銀行信用貨幣時代發展出一套與法定貨幣耦合共進的制度體系，必將為數字經濟的發展奠定基石。